能作诗是本事，会作诗是雅事。但一味追求作诗的数量，号称一日写诗2000首，甚至3000首也能写得出来。加上竭泽而渔的走穴串场，这样的行为与传销无异，下场则可以参照仲永。
诗歌是中华文学的瑰宝，从3000年前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一直到现代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3000年来，诗歌不断发展，留下了数不清的佳作、名篇。这样一种高度凝练的体裁，既可以直抒胸臆，也能够借景生情，还能够诗中有画。也正是在众多佳作的熏陶下，中国人的生活，多了一些不一样的点缀。也许我们不会作诗，但偶尔也能应景吟诵上几首；也许我们并不懂诗，但不妨碍我们去感受诗中的美好。
被称为“诗鬼”的诗界鬼才李贺，流传后世的作品不过200余篇，诗画双绝的“诗佛”王维传世作品500余首，“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诗仙李白也不过1000多点，而以文学功底扎实、精研格律著称的“诗圣”杜甫，也不过1500余首传世。当然，这仅仅是他们传世的作品。李贺随身的小布袋中到底曾写下过多少首之后已无人知晓，但在他挑挑拣拣之后，只给后世留了233首，这是一种遗憾，但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宁缺毋滥、精益求精。
数量，从来不是评价诗人的标准。即便是作品数量惊人如陆游，也是在印刷水平大幅提高加上儿子是孝子，家中经营者出版社（书社）的大前提下，才留下了近万的诗篇。但其中的佳作，实在是俯拾皆是。比如最令人耳熟能详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满腔的爱国热情，被作者用寥寥数语便狠狠刺穿字面刻进了读者的脑海中，这样的作品如果被埋没，才是我们文化的悲哀。
而最以数量闻名的乾隆呢？一生号称作诗40000余首，读来却近乎打油诗的水平，比如这首据说是乾隆作了前三句，纪晓岚补足第四句的《飞雪》：“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要说意境，倒也不能说是没有。近乎白话的诗作，稍微听得懂话语的孩童也能理解，但几乎都是废话。
在诗歌的海洋中，追求数量几乎是对诗歌的一种亵渎。张若虚虽然与贺知章等人齐名，但他传世的诗作却少得可怜。可一首被誉为“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就足以奠定他在唐诗乃至中华诗歌历史上无上的地位。骆宾王年少一首“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成了儿童必背的古诗。
这种极力追求韵味、意境、审美等雅趣的诗歌，让诗以一种孑然独立的身姿，傲然林立于中华文化瑰宝之中，成为我们后人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而正是在这种反复、极致的雕琢下，诗歌才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
只强调数量，哪里还会有如此灿烂的诗歌文化？只强调数量，又哪里是在讲作诗。以这样的方式包装，毁掉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少年，更是在糟蹋好东西。
如此包装，谁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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