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万千
2019年，香港科技大学，海边，作家阎连科和教授刘剑梅正在散步。刘剑梅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者，她的话语启发了阎连科想到也许自己可以从女性写一写自己家那块土地上的散文，完全从女性视角去记录。
在此之前，阎连科曾写过一本《我与父辈》，记录了包括父亲、大伯、四叔在内的家族男性的故事，剖析自我、命运等命题。当时就有人建议他是否再写一写家族里的女性，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觉得如果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写的话，并没有什么突破。
在和刘剑梅聊天时，阎连科发现自己对于女性主义的认识几乎是空白的。当天晚上，他就找来一部分女性主义的书籍阅读，一个念头浮现：或许自己可以用散文的方式去写家族里的女性，用散文去讨论女性主义，并由此有了《她们》这本书的第一篇内容，“第三性”。
直到今天，阎连科依然保持着每天早上起床后写2000字左右的习惯，他习惯手写，在完成初稿之后请人打印成电子稿后，再修改一遍。《她们》这本书前后花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便交付给了出版社。
在书籍尚未面世前的一场饭局上，阎连科和几位熟悉的女性作家朋友谈起这本书。他说，自己最近新写了这本书，从女性的角度去写自己村庄里的女人们，这个经验对他来说“很新鲜”。
没想到女作者们听后都反映，这个话题对她们没什么新鲜的，已经说得不想再说了。
阎连科觉得非常沮丧。“我想女性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失败的过程，这样说，有点绝对化，至少说是一个停止讨论，在行动上没有实践的过程……我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今年已61岁的阎连科，出生自河南嵩县，一个典型的贫困县。十七岁那年，他在大姐的床头发现了一本张抗抗的长篇小说《分界线》，里面写了她是如何通过写作离开北大荒的故事，这给了阎连科很大的触动，开始创作并发表自己的文章，并一步步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土地。
迄今为止，阎连科已经出版《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炸裂志》《日熄》等多部作品，也被评为继莫言之后，中国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他过去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家要参与，提意见，中国作家大多比较沉默。参与很重要。”近年来，女性主义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得到广泛讨论。在2020年，出版一本关于女性的书，是主动想要参与这个进程，还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阎连科用了一个比方：身为男性作家参与女性主义的讨论，就像一个盗贼去参加安全法的讨论。
不过在他看来，通过书写，“改变自己远远比改变别人要重要得多得多。”
三明治：在写完《她们》之后，读者可能会把这本书和《我与父辈》作比较。您自己会有对比吗？有什么感受。
阎连科：其实为什么我说用十年时间写作《她们》这本书，就是因为不想把它写成《我与父辈》那样。但是要写成怎样，当时是不知道的。有很多读者说这本书是《我与父辈》的姊妹篇，我会觉得这是我在写作上相当失败的结果。不过读者有什么样的感受都是读者自己的，我理解。对我来说，《我与父辈》或《她们》，就人物来说，都是我家族里的人物，无论男性、女性，都是我头顶上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这次我不再写过多的像《我与父辈》中那些关于生存的艰难、关于生、关于死、关于命运的话题。《我与父辈》更多是从生存、活着与爱的角度去理解，而这次是非常清晰地从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她们。
我知道自己写的是散文，不是一本女性主义理论的专著书。我非常清楚我要写的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作为个体存在的女性。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与父辈》里没有去思考这些东西。
三明治：创作《她们》这本书时候，您说到自己是有“新鲜感”的，可以更具体说明下吗？
阎连科：我希望我的写作，每一本书都是有差别的，差别越大越好。在写《她们》这本书时，这种“新鲜感”之所以带来了创作上的动力，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散文里，没有从女性角度去认识散文。而且大家都认为，散文是不能去认识某一种主义、某一种观念的。散文就是大家所说的温情的、优美的、动人的、传统的。我想这恰恰是我想通过这次写作打破的疆界，散文是什么都可以讨论的，就像我们说小说什么都可以思考一样。
三明治：对您来说，写《她们》也是对现在国内女性主义讨论的一种“参与”吗？
阎连科：我想在中国，女性主义至今是一个有相当热度以及敏感度的话题，尤其对男性作家而言，这牵扯到在政治上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主义的问题。大家对此会特别谨慎。我想我不能算是参与这个事件，但是通过这次写作，通过自己简单的、浅薄的了解，表达我对女性主义的认识，让自己改变自己，这点尤其重要。让自己真正地理解女性、尊重他们，比改变别人更重要。因为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如今已六十岁的人，也是大家说的那种“直男”。我想这种改变，对我做人、写作都会非常重要。
三明治：可否更具体谈谈自己身上的这种改变？
阎连科：比如说，之前会觉得有两点对家族里的女性约束特别大， 一个是土地的文化环境，第二是愚昧的国民性的影响。现在不是这种情况。其实在农村女性的内心，也有一种苏醒，意识到自己作为女人，“我也是人”。但这是她们没有办法好好表达出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或者看到了也没有尊重的一点。我现在会意识到有的女性不是不觉醒，而是我们疏忽她们，没有去理解她们。
三明治：您对非虚构作品有什么期望？在今天的语境下，又如何理解散文作品呢？
阎连科：我想非虚构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笼统的，没有仔细划分的题材。但是我们对中国散文的理解是有相对稳定的模式的。当然，现在可以把散文说成是非虚构，也有它的道理。但我对非虚构的期望是，有更大的承担、更多的思考，面对现实和历史要有非常独特的东西在里面。要是说散文是非虚构，我也没话可见。今天如果有一篇《背影》那样的散文，你能说它不是非虚构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散文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也相当成熟，我也觉得今天还有一些散文作家写得很好，而说到我所理解的那种非虚构，我觉得在中国几乎还没有真正地开始。
三明治：无论是在《炸裂志》、还是《速求共眠》里，您的不少作品中都有出现“阎连科”这个人物。作家阎连科好像也都成为故事里的一个角色，一个笔下的人物，旁观着故事发生。这和您的创作观有关吗？
阎连科：这更多是为了小说结构、叙事和阅读的调整，那里面的“阎连科”也有他真实的部分，不过只是他生活中非常小的一点，比如《日熄》。这都是写作上的技术问题。
写小说从来都存在巨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挑战，我不会去写作。当然，完不成是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去思考的话就是另一件事情。在散文里，这种创作的挑战更不容易获得，因为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已经不是虚构的，它一定是个发生过的事情，这是一种巨大的限制。我想，对我来说，我更喜欢虚构的事情。
三明治：写完《她们》后，会担心网络上对书里女性主义内容的争议吗？
阎连科：我不太担心女性主义的争论。我一直在强调，我是希望写一本散文，而不是一本更有发现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第二，我完全不上网，我不看网上的任何东西。别人不告诉我，我就完全不知道。
三明治：您会刻意保持和网络的距离吗？
阎连科：是刻意的。因为现在网络的信息特别多，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专心地写东西，希望可以受外界的干扰更少一点。我年纪也老大不小的了，希望自己可以和写作以外的生活拉开一点距离。
三明治：今年1、2月份，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期间您是怎么度过的？
阎连科：疫情期间，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非常相似，关门在家、看电视、吃饭、关心疫情，当然，也看书和写作。以前，我在家写作半个月，就要找事情跑出去三四天，再回来写。但这段时间，就没法出去，每天都在这里写作，每天背上都要贴膏药。以前，家里很多大部头的书，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时间看，或者也看不进去。现在在家里，特别认真，每天看20-30页，把它看完了，比如《没有个性的人》。看完之后，觉得这本书如此的伟大，如此的了不得。你一生都在追求的小说，早就被这些人写出来了，写出和我们的小说这么不一样的小说。
三明治：您现在的写作习惯是怎么样的？
阎连科：只要身体允许，每天就坐下来写2000字左右。我特别能吃能睡，睡得早，也起得早。只要在家，每天早上七点钟左右，就已经坐下来了，写两个小时左右。我想这个习惯可能保持了二十年左右。写作，对我而言，已经是一种不管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要坚持一生的职业。然后我下午就看书、休息，晚上睡得很早。
我有非常多的写作计划，一般一个计划完成的时候，另外一个计划就已经基本成熟了。要写的东西，每天在我身后排着队。写散文也好，写小说也好，我不会觉得没什么可写的。长篇、中篇、短篇，讲稿……就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三明治：您是一直坚持手写？
阎连科：我一直说我完全是被淘汰的人。我这一代人，也有很多人是用电脑写作。我是因为特别笨的原因，每天都手写，写完了，把原稿就寄出去。以前，出版社收到稿件会说我的字特别好认。但是自从打字机出现之后，开始说“你的字特别难认”。慢慢，我写完之后，会找人帮我打印出来，自己改一改，再从电脑上发过去。
我写作几乎没有反复修改的情况，很少有这种习惯。去年出版的《心经》有经历反复修改，那是因为我觉得写作上有要调整的。
三明治：您在写作的时候，会感觉到有阻力吗？您曾表示过审查制度对您来说已经不再是创作上的阻碍，那么会担心其他因素吗，比如读者的负面反馈、文学批判家的意见或者来自自身的无意义感等等。这个态度改变过吗？还是这种比较自由的创作的心境，是一直以来都有的？
阎连科：只要不靠着它生活就会获得一点自由吧。我想我现在年龄大了，生活也能过得去，过得不比别人差。这是对我写作的一个保证。
无论是人民大学，还是香港那份兼职的教授，都能让我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地生活。我想我的写作，首先是因为自己有一定的生活保障，那么对于出版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能够出版，就非常开心，能够出版就无所谓了。而且我也到了这个年龄，多出一本，少出一本书无所谓。
我特别喜欢“教师”这个身份，我们青年写作班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家，和他们聊天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我很有兴趣教他们，他们也在教我。这个环境，没有让我觉得有从“作家”到“教师”的身份转化，反而是一种身份的强化。让我们的写作更主动一点，也更有思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