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些政治精英欲与中国打新冷战的险恶用心愈发清晰,美方的敌意行为必将越来越多。这样的外部战略压力肯定会部分转化成对中国内部的触动。老胡诚恳希望,这种倒逼压力会转化成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推力,而非阻力。这需要中国人的集体胸怀、智慧和理性作为转化器,对美方的压力进行改造和再释放。最关键的有两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是,中国的社会团结需要在外部压力面前不断增强,政治凝聚力须牢不可破。从贸易战以来的情况看,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情况,中国社会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国家的自信心和围绕执政党的团结明显呈不断上升态势。

第二大方面是,中国要形成与美开展战略大周旋所必须的经济社会发展耐力。我们需要长期比美国发展得更快,突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卡脖子,实现完全不受美国制约的经济和技术繁荣。此外我们还要在文化上大规模释放创造性,让自己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世界文化中心,要坚决防止因为对美斗争而出现文化上的收缩、僵化,这对中美长期竞争的整体面貌同样至关重要。

而要在第二方面保持主动,最重要的是在巩固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不断营造、释放社会深处的活力,促使全社会解放思想,不拘一格,打破各种有碍发展的条条框框,把全体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热情不断激活,让我们的社会在自信放松而非有些紧张甚至过度防范的氛围中应对美方的长期挑战。

要看到,中美博弈最终竞争的是两个大国谁更团结,以及谁能够在接下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跑赢,长期保持更加强劲的综合发展势头。换句话说,就是谁能够真正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做好。中国的政治凝聚力是美方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时毋庸讳言,美国社会从0到1的科技创新力以及文化上的活跃性则有更强表现,后一点为美方提供了针对中国的一个优势竞争维度。中国在这方面要知不足而强发力。

美国的基层社会很宽松,这既营造了活力,但也在这次新冠疫情中表现出了致命弱点。中国要深入剖析美方社会治理的短长,实现中国社会内在活力的不断扩大,且让它成为一个扬长避短的过程。中国各地政府需要以高度责任感不断开展这方面的探索,肩负起对与美国博弈提供社会基层力量的历史担当。

一个政治上团结并充满活力的中国是我们与美长期博弈的最大资本。我们要不断扩大中国的市场,还要挫败美国用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来破坏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图谋。这将倒逼我们处理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尽量不让这些分歧上升为双方的直接纠纷和冲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有大量为西方民众所接受的价值理念,我们要多与西方社会寻找共同点,引导双方淡化价值纷争。

老胡认为,中国本身就不是苏联,美国也休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用他们熟悉的冷战那一套实施对华遏制。中国比前苏联丰富得多,开放得多,潜力也大得多,只要我们坚持做好自己,不断让自己更坚强稳健,也更开放繁荣,美国就休想压垮我们,他们只能因极端政策不断自损,把自己搞得越来越瘦。最后撑不住的一定是美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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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美国的芯片如果都不卖给中国 它卖给谁去?

今天的世界高度融合,它不是强行的政治塑造,而是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结果。除非有生死存亡的绝对紧迫性,没有力量能够把世界重新进行政治或者意识形态阵营的彻底分割,那样的倒退会与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本性发生根本冲突。

虽然中国的技术能力仍弱于美国,但市场规模已几乎与美并驾齐驱,试问,美国的芯片如果都不卖给中国了,它卖给谁去?目前它的一半以上产量销往中国;美国的农产品如果也不往中国卖了,部分土地就要撂荒;通用汽车40%的销量在中国市场,如果它退出,就不再是世界有竞争力的公司。

德国奔驰、宝马、奥迪的第一大市场都是中国,欧洲各大奢侈品牌的很大一块利益和未来希望也在中国这边。欧洲很多古典而美丽、但却萧条的城镇因为中国游客的到来而更容易延续繁荣与骄傲。欧洲人虽不喜欢中国的意识形态,但与中国交往并未妨碍他们保持自我,反倒是与中国“脱钩”让他们感到未来的某种悬空。

诚然,为了紧迫的国家安全,为了不遭到 “东方恶魔”的入侵和奴役,西方人是可以毅然决然行动起来,联合起来的,无论多么痛苦都与中国打一场生死攸关的新冷战。谁被逼到绝境时都能做出不惜代价的选择。

然而问题是,中国是那样的恶魔吗?中西之间真如华盛顿说的那样“你死我活”吗?美国至今拿不出华为监控世界的任何证据。反倒是“棱镜门”计划把德国总理默克尔都监听了,让欧洲人记忆犹新。说中国军事扩张、侵犯他国,结果都是一些边境和海洋权益纠纷,中国只是与周边国家一样,有一些在海上宣示主权的行动,中国与那些国家30多年未开一枪了。中印刚刚在边境打了一场“群架”,连印度总理都说中国没有入侵他们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