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么是代孕吗？”
“不知道。”
28岁的玛雅，来到帕特尔医生的诊所。
她想做代孕，但她并不知道什么是“代孕”。
“代孕就是把别人的孩子放入你的子宫里，孕育9个月。”
“说得通俗点，就是你要负责照顾住在你家的客人9个月，然后让客人离开。”
在帕特尔医生的口中，被代孕的孩子和代母之间，仅仅就是客与主的关系。
九个月过后，代母把孩子送回他该去的地方。
这场交易就结束了。
代母可以拿到8000美金的报酬。
看起来简单，直接。
对似懂非懂的玛雅来说，“代孕”是什么，或许并不重要。
8000美金，就足以成为她代孕的理由。
但她不知道的是，代孕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也会将她推往最危险的地带。
这些年，“代孕”在印度变成了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越来越多的印度女性正在沦为丧失人格的“生育机器”。
印度安纳德小镇，因“代孕”产业，闻名世界。
2002年，印度代孕合法化。
几年的时间，当地已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婴儿制造工厂”。
对于无法生育的外国人来说，这里就是“育儿”的天堂。
据数据统计，全球70%的代孕宝宝在此出生。
经济价值高达23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61亿。
对这个穷困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来说，这无疑能带来巨大利益。
然而。
2015年，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宣布禁止海外客户来印度求子。
这一举措，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对。
男性认为，这会让自己的妻子丧失挣钱的机会。
女性认为，这让她很难真正靠自己，去改善家庭生活状况。
他们更担心帕特尔医生的诊所，会就此倒闭。
毕竟。
那里积淀了太多人的梦想。
关于繁衍，关于生存，关于爱。
帕特尔医生，是印度“代孕”产业的领头人。
数以千计的代孕宝宝，经她的手，出生在了安纳德。
在离她诊所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专门的“代孕屋”。
一间房，能住满10个代母。
一间屋子，起码会挤满100多位孕妇。
她们同吃同住，遵循着严格的管理制度。
不允许自由外出， 不允许随意走动。
“代孕屋”外甚至还有专门的警卫值班。
听起来，或许，这更像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地方。
但与犯人的安全性相比，这些“代母”的处境愈加危险。
一旦选择成为“代母”，在备孕期间，就会失去自己的医疗决策权。
比如：在生产过程中，如果出现危险，一定先保小孩。
她们的生死，没有多少人会在乎。
确切的说，她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有偿出租子宫”。
于医生和雇主而言，她们只是“生育工具”。
“代孕”风险性不言而喻。
人权，健康权，自由权，统统丧失。
但在印度，仍有无数女性，十分向往。
28岁的帕皮亚，已经是第二次坐在代孕屋了。
起初，她一脸紧张。
害怕自己受孕不成功。
后来，医生告知帕皮亚，她的检测结果为“阳性”。
她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这意味着，在这里待上9个月后，她就可以领到8000美金的酬劳。
当记者问帕皮亚，这笔钱会拿去做什么。
她笑着说：
“我会好好做完代孕，然后用赚到的钱买房子。”
同样的，还有28岁的凡桑蒂。
她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爱她的丈夫。
唯独，没有钱。
凡桑蒂的丈夫月薪只有4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80元。
然而，他还要用这280元，养活家里的7个人。
“物价越来越高，我们买不起东西。”
“但是我们又想过得好一点，所以我来做代孕了。”
她的梦想不只是建一栋新房子。
她还希望能让孩子继续念英语学校。
因为体会到了代孕的艰辛。
凡桑蒂坦言：“我永远也不想让我的女儿做代孕。”
为了不让孩子重蹈自己悲惨的人生，她正在努力着。
在代孕行业中，有些女性，是迫于生计。
还有些，是被丈夫逼来的。
比如：罗杰。
在BBC《代孕者》这部纪录片里，她一直躲在角落里。
她看上去比代孕屋中的女性都要大。
头发已然白了。
身子瘦弱不堪。
她提起自己的老公，声音变得激动。
“他来问我要钱，说自己要去偷盗，如果我不给他钱，他就不给孩子吃饭。”
帕特尔医生对她说：“不要依赖他，赶紧离开他。”
罗杰却沉默了。
旁人都在劝她不要再纵容丈夫。
罗杰仍然无动于衷。
帕特尔医生说：“你还有其他选择的。”
“不给他钱，他就打我。除了死，我没有其他选择。”
长久的屈服，早已让罗杰忘了怎么去反抗。
在她的世界里，选择只剩两种。
要么，做代孕挣钱。
要么，去死。
贫穷，成了悲剧不断重演的原因。
贫穷，也是代孕在印度蓬勃发展的根本。
帮别人生下一个小孩，就可以挣到一套房子的钱。
对印度女性来说，这是她工作几十年都很难实现的梦想。
但，在这过程中，她们要承受的也很多。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
还要接受着被物化的残忍。
在做“代孕”之前，中介会给代母签订一份合同。
代孕过程中，如果流产或者生下的孩子存在问题。
那么，她们只能拿到一小部分的酬劳。
有的人，甚至身无分文被赶回了家。
生产时，为了让胎儿的存活率高。
代孕妈妈们还会被强制剖腹产。
“孩子生下来，跟你就没关系了。”
她们被要求放弃对所生孩子的一切权利。
一切手续从简。
在代孕机构的眼里，代母的喜怒哀乐，根本不值一提。
众人只关心，她们肚子里的孩子是否能健康的来到这个世界。
却未曾想过，她们也有着一个“妈妈”的柔软。
“没人会理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有多痛苦。”
伊丹说着，眼眶泛红。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做代孕了。
2010年，她生下两个孩子。
八天后，客户带着他们走了。
那一次，便成了伊丹与两个孩子的永别。
“我不知道他们的地址。每当孩子们聚在一起，我就会想起他们 。”
虽然孩子与她之间，并无血缘关系。
那个小生命在她的子宫里，孕育了9个月的时间。
突然的抽离，依然会让她们陷入巨大的失落感中。
这一次，伊丹服务的客户是一对加拿大夫妇。
很幸运，她做了三个月孩子的奶妈。
直到4月7日，孩子的护照下来了。
这意味着，她将又一次面对骨肉的分离。
她的任务完成了。
喜悦却早已被离别的悲伤所取代。
这让我想起同样落寞的凡桑蒂。
生下孩子后，她的肚子一直胀气，食之无味。
她的丈夫，喜笑颜开。
“我们终于可以回去过幸福的生活了。”
一旁的凡桑蒂还陷在了痛苦的情绪中，无法自拔。
“我见到他了，剖腹产的时候，看到了我的儿子。”
“他们直接把他抱走了。”
“我只看了5秒钟吧。”
这仿佛是每一个代孕妈妈的宿命。
被利用。被要求。被牺牲。
反反复复。
在我国，“代孕”并不是合法行为。
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在2012年曾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我是主张立法禁止的。因为代孕把女人变成生育工具，而且生育过程和催卵过程对女人身体都有损伤。”
印度女性对“代孕”的疯狂，无疑是让人感到后怕的。
像玛雅一样不懂“代孕”，却要做代母的女性，占了大多数。
她们接受着有限的教育，知识文化水平较低。
对于代孕的认知，仅止于“钱”。
从未想过，出现意外，会有怎样的后果。
一旦流血不止，子宫就会被摘除。
有些妇女，甚至会死。
如今，虽然印度对于代孕产业有了更严格的规定。
不少国家也明令禁止代孕行为。
但，交易其实从未停止。
只要需求在。
市场就很难有真正消失的那一天。
在未来，“代孕”，到底会成为女性的一条生路？还是一条绝路？
对此，外界仍众说纷纭。
作者：鱼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