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上有一个新鲜热词：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要说新，其实也不新了，从2018年开始此类现象就频繁出现：某个公众人物因为不当的言行，被大众集体抵制，其作品的传播、售卖等会受到影响，甚至本人彻底从社交媒体及公众平台上消失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按说本质上，“取消文化”源于社交媒体给了大众一种对抗权力的武器——注意力。利用人们对于丑闻天生的好奇和敏感，不断攫取注意力，不断发酵，直到实现某种实质层面的“审判”。
宽容一点说，取消文化的出发点或许是善意的，它源于对于某些价值观的贯彻和维护，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但像很多事一样，权力永远容易被滥用，大众的权力亦然。
最近，作家JK罗琳、萨尔曼·鲁西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政治学者斯蒂芬·平克等153人联名发声，批评愈发过激的“取消文化”，认为它正在引发人们的恐惧心理，担心“因言获罪”，进而破坏言论自由，在缩小公开辩论的环境。信中称，“公开羞辱、集体排斥、盲目的道德观”无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理性辩论。
这封联名信所描述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取消”二字背后的专断和自负让人不寒而栗。尽管看起来“取消文化”其实和“抵制”这种古老的概念相似，但行动的强烈程度和主动程度大有不同。“抵制”是被动动作，我平时买，现在不买了；而“取消”则涉及了更多主动、扩张性的动作——你不仅要自己作为，还要用更多的行动影响其他人。
“取消文化”有两个可怕的地方，一是它涉及大量主观的判断。基本上，它在要求一个人或公司做到在所有语境下的“完美”——你的言行不仅需要符合今天的的价值判断标准，还要符合十年后的；同样，你十年前的言行也要符合今天的标准……所有时间空间下，都不能有问题。
但更根本更重要的原因：禁言异见的方式，不解决任何真正的社会问题，只会让它们溃烂在表象统一之下。社会科学不该是这么工作的。它本身是一个工具，让你知道要怎样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把所有变数都“取消”掉，让它们消失不存在。
其实从互联网的内容消费趋势看，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有自信去追求真的东西，而对符号化、等级性的东西逐渐失去兴趣。但“真的”东西里，也必然包含自己不认同、不喜欢的。那么，要怎么利用这部分素材去理解世界，而不是愈发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茧房里，成了算法之下全世界人的难题。
毫无疑问，“取消文化”只会让这种“作茧自缚”越来越严重。
虽然“取消文化”一词看起来主要在描述西方社交媒体的现状，但这种现象中国人也绝不陌生。无论是围绕某肖姓男星的风波，还是无所不在的“正能量”和审查。在任何情况下，最“疯狂”那部分“取消文化”践行者显然是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的，但对于应对这一情况的社会科学工具的缺乏却很普遍。
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说：
“社会科学要给普通人提供观察世界、为人处世的办法，不是通过简单的道德教化，而是通过分析，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它不像自然科学，发现自然规律，问题就解决了，顺着规律走就可以。它可能是倒过来，社会科学告诉你，其实没有什么很强的规律，都在于自己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世界 ，怎么样主动地采取行动。可能会有大的图景，但没有所谓的规律，因为一旦发现规律，那么一切到此为止 ，就不需要再去做工作了。它是通过科学的态度去证伪，去搜集材料，把事情搞清楚，但最后是要武装你，进一步去创造新的现实，去改变现实。”
从这个角度上，所有你想“取消”的，其实都是难得的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素材。要论 censorship，国人聊“取消文化”，算是百步笑十步；但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取消”已经太多，算是借这个“潮流”提醒自己：不要再自己给自己上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