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一张国际名片，深受外国友人的欢迎，是我们传统文化传承的骄傲。早在唐朝，邻国日本就大量派遣遣唐使远渡重洋前来学习中国书画。
他们把一卷卷字画小心翼翼地运回当时的京都奈良，在贵族与统治阶级间流传、摹仿、学习。学多了久了，倒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文化体系：“附庸风雅，久成风雅”。
至今日本人对中国字画仍然很痴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每年都会大费周章借来全球各博物馆的中国古字画办展，几乎场场爆满。有热门的书画展出时，博物馆规定大家要排队一个个看过去，避免有些狂热痴迷者趴在玻璃上看一幅书法一看就是一整天。
一家出版书法书籍的普通小出版商渡边隆男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书画痴迷者，但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痴迷，这家名叫“二玄社”的书法类图书出版社才变得不普通。
转折点发生在二玄社创办的15年后，渡边隆男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北宋范宽的名画《溪山行旅图》。
他觉得这幅真迹真迹和他平时在画册上看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眼前这幅巨作巨石重叠，气势磅礴。他完全被这幅画给震撼了。
北宋 范宽《溪山行旅图》
为了降低对原作的伤害，这样珍贵的画作要隔60年才能公开展示一次，所以今生与这幅画可能只有一面之缘。
但是渡边隆男想让更多人感受到这极尽真实的古字画之美，应该让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更好的流传。想要真实复制古字画的想法油然而生。
回到出版社，他便立即率领团队展开了准备工作。六年的时间，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超真实还原复刻。他们开始专注地研究现代照相机技术、色彩印刷技术及古字画神韵及材质。上世纪70年代初，一切准备就绪的渡边隆男来了当时中国古字画收藏最多最精的地方——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达成合作，获得国之重宝的复制权限。从此，漫长的复制之路就开始了。
那些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的古代书画，距今已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字画原作的色彩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再现的难度极大，寻常的复制技术几乎不可能胜任。
每复制一部作品，二玄社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无数次的对比调色，出样后再拿到台北故宫反复与原作比对，进行校色和修改，这样繁复的过程，一般要耗时一两年之久。
由于古代书画的历史悠久，绢纸极易被损坏，出于对这些文物的保护，每次展出都放在厚厚大大的玻璃窗里，为了让观者能够近距离欣赏，二玄社以当时最先进、性能最优秀的胶印机器材进行研究开发，组织专家们历经二十多年的试验，特地研制了一台超大全自动照相机。
这台照相机长五米，高、宽各两米，重达三吨，之所以能够逼真地还原真迹，就在于用该相机实现了同比例摄影、电脑制版和八至十二色的高精度印刷技术。
在复制过程中，最耗费心血的就是印刷材料的研制，一般要经过两三年的不断实验，经过反复失败和改进后，才可能成功。
为了忠实原作，二玄社在材质上力求与古画高度匹配，连装裱所用的绫子、花纹、题签都与原作高度一致。正是凭借这样的极致精神，做到了“世界第一”。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二玄社终于把台北故宫收藏的300多件世所罕见的大帧唐宋元书画复制了一遍。其还原能力之精微，制作水平之高超，得到了启功先生“天下真迹一等”的赞誉。对于启功先生这一代老书画家而言，二玄社的复制品有着特殊的感情意义。他们年轻时，都在二三十年代的故宫亲眼见过这批国宝。后来时局变迁，这些字画跑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重睹旧物，怎能不令人心生无尽感慨？
二玄社1980年复制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册子），纸本32*38.6cm
当《快雪时晴帖》第一件复制样品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国内外学人莫不震撼，就连当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先生也未能识破。
由于复制品极其逼真，也闹出不少误会，当时二玄社的渡边社长曾因携带二玄社复制品，被海关当做“走私文物”而扣留。诚然，这都彰显了二玄社高超的复制水平。
二玄社1986年复制《宋画翎毛花鸟走兽选集》20帧（册页），绢本40*40cm
二玄社1989年复制 郎世宁《八骏图》（轴装），绢本 200*81.2cm
在这样技术条件和专业精神下做出来的复制品，不仅精妙地还原了原作的笔墨变化，而且在保证原作神韵的前提下有效地修复了画面的皮损残破。逼真地再现了中国书画独有的用笔特性和微妙的墨色韵味，保留了原作中的“气韵”、“神气”。换句话说，这些复制品从某种意义上具有比原作更进一步的清晰度和观赏性。
二玄社的古书画复制品，及其同样质量惊人的书法类图书，几乎都是上世纪末的产物。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国内外的书法爱好者，想要收集最贴近原作的印刷字画时，依旧要去找当年或者现在的二玄社出版物。
而创始人渡边隆男老先生已于去年6月17日在东京去世，他的离开，是中日两国出版界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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