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558～638年）, 他与欧阳询一样，也是出生于陈朝初年，仕宦于隋代，最后归于大唐王朝，因“楷法遒美”而成为立于李世民朝班的一代重臣。他的籍贯是浙江余姚，据说他曾是智永的学生。因此，他是地道的二王嫡传弟子。
在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中，薛稷无论从地位、身份还是实际水平上，都无法与欧、虞、褚相抗衡。褚遂良是较欧、虞稍晚一些的晚辈，应该说欧、虞是真正并驾齐驱于同一时代的骄子。就欧、虞两人来讲，按照他们各自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欧远胜于虞。然而虞在书法传承的正统这一点上，则又胜过欧。因为虞世南是二王的嫡传血脉，唐太宗尊崇“大王”，从虞世南这里找到了感情寄托，于是虞世南便名正言顺、当之无愧地作了唐太宗的首席书法顾问，享有最高的学术权威。其实，这也是他能挤身四大家的唯一资本和特殊条件。
书法史上有不少大师，仅一、两件作品流传下来，就可不朽于世而名垂千古，虞世南就是其中之一。虞世南作为初唐四大家之一，至今我们能看到他的作品，仅有《孔子庙堂碑》和《汝南公主墓志（墨迹）》及《虞摹本兰亭序》等三种。前二者是他的代表作，《虞摹兰亭》可信度则稍欠一点。
楷书《孔子庙堂碑》，唐武德九年(626年)刻。碑文记载唐武德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葺孔庙之事。贞观(627～649年)中即毁于火。长安三年(703年)重刻，并加篆额；宣宗李忱(847～857年)时琢去武周年号。该碑书法俊朗圆润，字体柔中有刚，为虞世南69岁时所书，是传世虞书的代表作，可称得上是楷书史上“志气和平、风规自远”，而又最符合儒家审美理想的作品。其结体平实端庄，用笔含蓄朴素，不露一点锋芒。字体俊朗圆润，外柔而内刚。故而气息宁静浑穆，一派修养高深的儒家大师风范跃然纸上。唐太宗李世民尝称他有五绝：即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从《孔子庙堂碑》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虞世南作为一代巨儒，字里行间流露出诚实的严谨、伦理纲常和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之风。不是吗？《孔子庙堂碑》不事夸张，不求妩媚，含而不露，平实稳健；整体布局不求欹侧，端庄平静，章法行气不求错落，有礼有让，整篇作品一派“君子藏器”的肃穆景象。
很多事情说来就是那么怪，既然虞世南的作品端庄平静、含而不露，不求欹侧、不露圭角，这样的字，假如放在明朝以后的“馆阁体”中，假如是出自沈度等人的笔下，虞世南还是虞世南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作为唐代初期的虞世南，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且看后人对他的评价。唐代中期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在他的《书断》中称《孔子庙堂碑》：“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存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唐代天宝年间的书法理论家窦臮《述书赋》赞其书法：“下笔如神，不落疏慢。”北宋黄庭坚称：“见旧刻乃知永兴得智永笔法为多。”又曰：“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石墨镌华》载：“评者谓虞永兴书，如层台缓步，高谢风尘，又如行人妙选，罕有失词。”
《汝南公主墓志》是虞世南书写的墓志手稿。草稿往往能够真实地再现作者书写时的情调和其艺术本性。假若《汝南公主墓志》就是虞世南真迹的话，我看这件作品于《孔子庙堂碑》则是大异其趣而动人心弦的，具有十足的笔墨韵味和浓郁的书卷气。说它大异其趣，是因为他较之《庙堂碑》自由得太多了。其笔法随篇幅的延长而自然流淌，有些捺笔的出锋，还表现出让人难以预料的纵横争折之感。又说它动人心弦，是因为不仅随意而自然，还表现出特有的用笔的律动感。几乎每一行字都表现出向左一行字的律动和有意识地挑逗或冲撞。最明显的是第三行的几个字如帝、第、天、也等字，结体的上方几乎都是有意识的加重向左方顾盼和顶撞。整篇组合起来，真有那种“老翁携幼孙行”摇晃晃、颤巍巍的生动场景。
然而虞世南公是从临摹王羲之《兰亭序》而起家的，此处，他一变方正的字体而趋于硕长，这就更显得其风骨粼粼、姿态秀丽、轻巧舒展又沉稳乖张、煞是好看了。
——节选自李宗玮《悟对书艺》
根据《张照心笔记》整理
附：李宗玮——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