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新社 | 赵颖欣 综合报道
疫情后，法律服务行业几家欢乐几家愁，大城市的律所面临高额房租等商务成本，律师的创收压力陡增，中小城市的另外一种低成本优势浮现出来。
律师的朋友圈曾被一篇《法大毕业，我在四线小城当律师》的文章刷屏。
7年前，文中主人公自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后没有留在北京，而是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一座四线小城当律师。这里没有知名大所，没有过亿创收，取而代之的是低调踏实地尽法律人的本分，尝遍普通人的辛酸苦乐。
有律师在评论中赞叹道， “这才是社会中的后浪啊，看清现实还愿意努力。”
现实是什么？全国3万多家律师事务所，律师30人以下律所9300家，个人所9140家，中小所占了大半壁江山。 （据司法部发布的2018年度全国律师数据）
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律协统计，2019年上海100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有37家，其余有91.4%的律师事务所人数在30人以下，31-100人的律师事务所有105家，占比6.3%。
那些创收过亿的头部大所、红圈所傲立于金字塔的最顶端，而金字塔的基座才是大部分律师安身立命的地方。
随着“小城律师”的故事引起业内广泛探讨，律新社发现行业开始反思。一味地追赶“高大上”才是主流吗？被规模、创收、排名所追赶的执业现状真的是律师所追求的吗？当你走得太快，或许应该停下来等一等灵魂，让“烟火里的尘埃”找回“最初的梦想”。
01
回归平凡的“后浪”
法大毕业后，这名“小城律师”也曾准备留在大城市追求梦想中的诗和远方。
大城市稍微知名一点的律所，研究生学历是起步要求，清北人政贸云集的帝都尤其竞争激烈。普通律所初期工资大多在6000-10000左右，毕竟我一个普通本科生，是很难进红圈所、精品所拿2w多月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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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知名律所竞争激烈，一名初出茅庐的本科毕业生距离熬出头，中间差了无数个“996”和“007”。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篇文章发布的两天前——“五四”青年节，B站出了一支视频为广大中国青年举杯。
老戏骨何冰在镜头前用深邃的皱纹歌颂年青，抑扬顿挫的朗诵所匹配的画面里，是充斥着潮流文化的诗和远方。视频最后他“唱”道，“奔涌吧，后浪！”
然而无视现实的毒鸡汤难以引起目标群体的共鸣，“这不是我”“请不要代表我”“我们不过是待割的韭菜”等声音在呐喊着青年群体正遭受的压力和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环境，社会分配机制的不均衡、资源的集中、民粹思潮的加速、高速发展的红利时代的落幕等都成为阻遏“后浪”的威胁，新冠疫情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
在“小城律师”的故事里，父母的身体状况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经历独自照顾接连住院的父母后，这位法大毕业生突然发觉，莫让子欲养而亲不待。
他回到了家乡，一座经济发展平平的四线城市，没有任何大所在这里开分所，只有一些在本地有口碑的小所。
从前在帝都那个人才遍地的环境里，名校毕业生追求的精英主义，人人都以红圈所、外资所为最高梦想。而在这里，看到了最真实的最广大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样子。
他意识到，正是这些最广大基层法律工作者，维持着中国法治的毛细血管。
这些肺腑之言，激起了圈内的广泛认同。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就在朋友圈内激情致敬，或许正是怀着源于这样一种情怀，盈科近两年在县域加速布局，分所开花。
而对于广大青年律师来说，抢破头留在大城市的观念，也在逐步转变。
02
平凡之路暗藏宝藏
罗振宇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说过：很多成功的品牌如周黑鸭、海底捞、永辉超市等反而诞生在二三线城市，中国绝大数人都居住在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具有最大潜力；随着互联网、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这些城市有了接入发展快车道的机会。
回到四线小城，不代表失去机会。相反，在许多县域律师看来，小城市有更多隐形财富值得年轻人来开发。
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位于江苏省宜兴市的中小所，所主任夏军告诉律新社，小城市的工作节奏比较慢，生活成本较低，对于那些回到家乡的律师来说，他们更容易融入整个城市氛围；另一方面，小城市的法律服务人员人数较少且学历偏低，从学历条件上来看更有竞争力。
事实上，小城市的法律资源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发及普法，有些青年律师很可能敏锐地察觉到了小城市的隐形财富。
相较之下，大中型城市不仅生活压力大，案源往往垄断在资深律师的手里，刚出道的青年律师很难获取资源。 “大所内部分工也更精细，青年律师常处理辅助型工作，不利于积累自己的客户源。”
当一名县域律师的最直观感受是什么？ “幸福感。” 江苏孙剑良律师事务所主任孙剑良如是回答，熟悉孙剑良的人都喜欢称他为“大律师”，客户遇到棘手的事，往往首先想到孙剑良。
一位乡镇负责人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碰到疑难复杂问题，感觉毫无头绪时，找到孙剑良大律师，喝上几杯茶，听他一席话，马上思路清晰，便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2004年，孙剑良所在太仓市正式挂牌成立。孙剑良成为江苏省县域范围内开设个人所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律所也是苏州市首家个人所。发展至今，孙剑良始终扎根太仓，不论是其个人职业生涯还是律所整体的发展都与这座县域城市紧密相连。
在孙剑良看来，青年律师回到三四线城市发展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幸福感更强。
1虽然在经济文化方面落后于大城市，但是县域行政区划相对独立且地域性较强，外来律师不太容易渗透进来；
2小城市人才相对缺乏，重点大学法本学历非常容易崭露头角。正如《法大毕业，我在四线小城当律师》所写：“两个合伙人说我是全所最高学历，让我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3交往成本相对较低。由于县域行政区划相对独立，通常是一个法院一个检察院，更方便律师打交道；
4县域律所以中小规模为主，分工没有大所那么精细，更利于青年律师锻炼业务水平，发挥更大作用；
5基于小城市律师数量不多的特点，口碑更容易传播，更容易产生影响力和知名度，也更易于青年律师开拓案源。
部分律师已经开始调整心态。理性考量，在大中城市执业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干大事业，反之在小城市也并不代表干不了事业。
03
中小所的倔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规模大所，如盈科、京师等将目光对准了县域法律服务市场。以大所的实力和扩张速度，“吞并”中小所聚合区域律师资源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习惯了“野蛮生长”的中小所，即使遭受疫情影响，他们中的大部分依然选择倔强到底。
最近，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发布了题为《疫情影响之下中小规模律所生存现状和发展建议》的调查问卷，自2020年4月17日至4月26日期间共有466家律师事务所填写，仅包含部分北京市、河北省保定市、浙江省杭州市50人以下律师事务所。
经由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主任梁强的归纳、整理，我们发现当被问及是否有兼并、合并、解散的意向时，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律所表示没有上述打算。
为此，律新社询问了孙剑良的看法。律新社了解到，孙剑良所自2004年成立以来，屡创佳绩，是太仓第一家年创收超千万的律所且连续5年保持行业第一，为全国县域律所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样板。2018年，江苏律协成立了县域律师工作委员会，孙剑良以其精耕县域法律服务市场的深厚经验任委员会主任。
据针对江苏太仓律所的一个调研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该地区法律服务市场的整体业务量仅下降了24%，而具体到孙剑良所，业务量更是不降反增，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达10%，目前已经达到了去年创收的50%。
孙剑良解释道，大城市律所往往存在较高比例的外省市及海外客户，受疫情影响来往不便。但在县域小城，客户、案源多数集中在本地，受到的影响反而较小。
而即便是那些遭受疫情较大影响的中小所，也不会轻易地选择兼并、合并的道路。
如果1+1>2，就有意义，但若结果只是小于或等于2，那就毫无意义了。中小所的存在，可能就是现实需求。
孙剑良告诉律新社，特别是在基层，当律所规模达到20人左右，就很容易出现分裂，存在理念不合的问题。 “律师都希望自己在所里有话语权、决策权，反之不如自立门户。”
从客观出发，大所的规模效应也较难在基层反映，尤其是县域小城。其一，整个地区的律师人数就少，难以形成百人以上的大所。其二，县域律师之间还存在业务利益冲突的问题。县域要想形成规模所，限制仍然很多。
兼并或者合并，一定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一切从需求出发，而非盲目。
04
合适的，最好的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在接受律新社采访时，夏军感慨连连。曾几何时，作为衡立所主任的他并不看好90后。但是这些奋斗的年轻人，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许多法大高材生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宜兴这座三线城市。他们认真、谦虚、努力，身上有冲劲及韧劲，不仅业务能力出众，更懂得抓住机会，不管是去顾问单位进行培训讲座还是律所组织模拟法庭，他们都是最积极主动的；他们还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懂得团队合作，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善事，从不喊苦喊累也从不计较回报，我常常在开律所会议时毫不吝啬对他们的表扬，称他们为“青年骨干律师”。
夏军说，只要脚踏实地去做，总会有收获的。
斯伟江律师在《悼念一个年青律师的辞世》一文中也曾写道， 律师业的竞争激烈是由来已久的，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没有不竞争激烈的……我唯一能呼吁的是，年青律师，调整自己的价值观，重新衡量着世界，而不是随波逐流，与世浮沉。
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亦或是小县城，更多的是看是否适合自己。
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尹灿星认为，有的人愿意去争取“不可限定的未来”，选择了大城市打拼；有的人认为陪在父母身边才最重要，选择了小县城。有的人根据自己的实力进行了选择，有的人行为大胆，有的人选择保守，并且人的思想和能力也是逐渐变化的。（相关链接：）
所以，找准自己的定位，再不断调整，只要达到自己内心的标准便是最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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