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境内现存秦汉碑刻60多种，其中有著名的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山东的汉代碑刻，既有雍容华贵的庙堂艺术极品如《乙瑛碑》、《前后史晨碑》、《礼器碑》等，也有率意纯真的民间书体。山东汉画像石的发掘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北朝佛教摩崖刻经如《泰山经石峪刻经》等，雄逸高古，气势宏伟，后世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在山东的历代刻石中，北魏的《云峰刻石》又是另一种典型。这一石刻群或鸿篇巨制，庄严肃穆；或信手挥洒，轻松活泼，极尽表现张扬之能事。《云峰刻石》由此而名扬四海。这些熠熠生辉的石刻，致使无数海内外学人墨客“求道访仙”蜂拥沓至，掖县、平度、青州三点连成一线，一时间，广大浩渺的古光州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云峰刻石》给山东半岛平添了许多文化的内涵。
山东云峰山摩崖刻石，与洛阳的《龙门造像题记》和山东邹县的《四山摩崖刻经》，共称为北魏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云峰刻石》是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和玲珑山等四山的北魏刻石的统称。云峰山在山东莱州市南15华里处，主峰两侧各有一峰，就像一个大笔架，故又称笔架山，登山则可北望沧海，南览群山，一派胶东大好风光尽收眼底。莱州城东20华里处有山名曰大基山，古代掖水就发源于此，这里峰峦环绕，怪石兀立，林木葱绿，清幽寂深。莱州城南40华里处至平度市，在平度境内有天柱山拔地而起，孤峰挺立，恍如擎天之柱。由此西至青州境内有玲珑山，奇峰怪石琳琅满目。所谓云峰山摩崖刻石，就泛指这四座名山的北魏摩崖石刻群。其中，尤以云峰山最为突出，故以《云峰刻石》而命名。据统计，四山共有北魏刻石37处，北齐刻石５处，又因北魏刻石多署郑道昭之名，后人亦称其为郑道昭摩崖刻石。
百多年来，学界艺林对《云峰刻石》仅限于泛论和空谈，甚至有些是不着边际的妄论和瞎吹。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全国书学界对《云峰刻石》展开了大规模、深入细致的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对刻石的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经过研究，人们能从历史的、整体的立场去看待《云峰刻石》，并得出了许多合理的、公正的结论性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并将其作为讨论问题的重要参考。
关于《云峰刻石》的数量，早期著录者很少，如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通志》所载不过七、八种。清代乾嘉之后，所录数量渐多。对《云峰刻石》的详细评述则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讨论《云峰刻石》离不开讨论刻石中的主要人物。《云峰刻石》的主要人物－－郑道昭（？～516年），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他出身于北魏名门望族——河南荥阳郑氏之家，史称郑道昭“少而好学，博览群言……博学经书，研图注篆，才冠秘颖”。曾在北魏孝文帝时开始为官，任国子监祭酒、秘书监等职。永平年间出任光州刺史，即今山东半岛东部的广大地区。在他人生最后的八年当中，闲适散逸、漫无经心，或者说在谈笑游戏之间，碾转完成了他名垂千古的不朽伟业——云峰群刻。
前人对《云峰刻石》有些过高的评价如 “隶楷之极”、“北方书圣” 、“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等等，这些措辞显然有过誉之嫌。但有些评论文字，还是很精到、很贴切的。如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真文苑奇珍也。”这个“ 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却是中的之语。《云峰刻石》下笔多用中锋，婉转流畅，笔力圆劲如屈铁，结体舒展而均衡。因此，说它有“篆势”则是恰如其分的评说。与此同时，《云峰刻石》的用笔和结体又大起大落，起落转折，而处处着实，故说它有“分韵”，依据也是很充分的。刻石中间用侧锋取势，忽而峻发平铺，既有锋芒外耀，又多筋骨内含，故说它有“草情”也未尝不可。总之，《云峰刻石》妙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故能给人以结体宽博、笔力雄强的感受。郑氏父子的这些作品，文辞秀美，清隽悠远，书法风格卓然独立，法度谨严，端庄雄浑，纵横高迈，确实有“云鹤海鸥之态”，是魏碑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关于《云峰刻石》的书作者，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到底出自那家之手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往往把这一批书法群刻归功于《云峰刻石》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郑道昭。清代包世臣第一个大胆地提出《郑文公碑》“为中岳先生（指郑道昭）书无疑，碑称其‘才冠秘颖，研图注篆’不虚耳”。随后，大部分学者也都遵循这一说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更将《云峰刻石》中的42种统归于郑道昭父子名下，并把《郑文公碑》尊为“圆笔之极轨”而加以顶礼膜拜。叶昌炽《语石》更把郑道昭书推崇到最高峰。近人祝嘉亦谓“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
按北朝碑刻造像题记的惯例，大都不署书家姓名，但也有例外。如朱义璋书《始平公造像》、肖显庆书《孙秋生造像》、王远书《石门铭》等。云峰诸刻石未题书家姓名也实属正常，但正因为未署姓名，也就不能武断地认为云峰群刻就是郑道昭书丹。关于是否是郑道昭书丹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考证。但是，郑文公上、下碑的碑文中有这样的记载：上碑第15行、下碑第40行均有“於是故吏主薄東郡程天賜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烋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的记述。据《魏书·郑羲传》记载，郑羲死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3年），次年归葬于荥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后，痛感葬地遥远，不能按时祭奠，于是，邀请程天赐等门生故吏六十余人，为其故主郑羲撰写碑文，并“铭之玄石”，这就是说，郑文公上、下碑的制碑和刻制碑文的组织者是主薄东郡程天赐，书写者是否是程天赐也没有写明，于是，悬案迭出。在这种情况下，非要把这道耀眼的光环套在郑道昭头上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尤其到过天柱山看过《郑文公上碑》的人们不难发现，一位年近六旬的长者、又是一位朝廷命官，怎么会站在脚手架上，在露天地里且仰着头、向后斜曲着身子、十分吃力地去书写那块悬在山腰半空中的巨石摩崖呢？
至于云峰诸刻石中一定会有郑道昭的书迹这一点，应该说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不能否认云峰等四山上有郑道昭的笔迹。因为一个饱读诗书、好为诗赋、喜欢流连于山川胜迹的文人，不留下鸿爪遗痕也是不可能的。云峰山《论经书诗》，《观海童诗》，天柱山《东堪石室铭》等诗刻，其诗均注明为郑道昭所作，这很符合郑道昭的思想表现和行为轨迹。北朝对书法的重视程度虽不如隋唐以后，但善于书法对一个文人士大夫来说，也是一件很值得夸耀和张扬的事情，诗刻中题署诗作者的姓名，却隐去书丹人姓名，失去如此好的扬名机会，也不符合郑道昭的为人风格和其思想愿望。但又不能据此断定云峰诸山刻石均为郑道昭父子所书，尤其不能断定上、下碑为郑道昭手书。
云峰诸山其他刻石上也大都未明确注明为郑道昭所书。仅“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郑公之手书”，似乎郑道昭亲笔手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题刻中有“郑公之手书”字样，不但不能证明是郑道昭手书，反而郑道昭自称郑公，这是有悖于常理的自我称呼。认真审视此刻石，“郑公之手书”５个字与前题“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似非出自一人之手，当属随从郑道昭出游的佐吏所为。据此判断，前题似为郑道昭书。
南北朝真书的最大特色是崇自然、尚天趣。代表《云峰刻石》最高水平的《论经书诗》、《登云峰山观海诗》、《大基山诗》等笔势洞达，雄伟磅礴，自然天成。《白驹谷题名》，字径尺余，遒劲奇伟，用笔方折，波挑翻动，与《龙门二十品》中《孙秋生》、《魏灵藏》等造像题记，风格极其相似，但其磅礴之势又远胜之。
《郑文公碑》是《云峰刻石》的代表作，最能体现包世臣的“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和“字独真正”的形象描述，它用笔多变，所谓一波三折之势，在《郑文公碑》中已经形成，不似《张猛龙碑》多直笔隶意。这一点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们经过上述讨论可知：无论《云峰刻石》的书作者是谁，都不能也不会影响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就其书法艺术价值而论，《云峰刻石》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节选自李宗玮《悟对书艺》
根据《张照心笔记》整理
附：李宗玮——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