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王德华
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政客频频炒作中国议题，以此作为竞选筹码的行为。从贸易战到华为，从新冠病毒到非洲裔黑人之死引发的抗议浪潮，特朗普和他的打手蓬佩奥，肆无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以掩盖自身的无能。拜登和特朗普尽管矛盾重重，但在一件事上好像达到了一致，就是对华强硬，同时攻击对方“对华软弱” ，从中捞起选票。
对此，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发评论称，中国并非无可指责，但美国的问题通常是它自己造成的。美国国会就中国问题达成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致决议，常常成为美国国内不采取行动的借口。作者建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应该避免坠入特朗普的“中国陷阱”。
原文如下：
特朗普总统采取了分散和转移注意力的立场，把中国是当作美国的最大的问题。在其它问题上拒绝接受特朗普观点的美国人，为什么在中国问题上却相信他的观点？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追随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中国几乎是在尽其所能，制造一种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外交政策；如果拜登当选，他会不会运用竞选驱动的言辞，从而使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更加困难?克林顿登上了总统宝座后，由于他竞选时的反华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总统任期的前半段，忙于收拾中美关系的烂摊子。下一个烂摊子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收拾。
大多数民主党专家断言，总统候选人拜登不会允许特朗普在竞选剩下的时间里，把自己描绘成“对中国软弱”。他们的建议很可能会被采纳，从而为选举后的问题埋下伏笔。拜登现在不应该和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展开一场彻头彻尾的言辞较量，不仅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做，更重要的是，他过去的个人经历提供了一个更明智的选择。这样做，他就避免了以后不得不修改对华政策，而这可能会对他的信誉造成巨大损失。
在6月2日费城的演讲中，拜登实际上重新启动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重点关注社会和经济作为以及重建美国。或许是无意中，他这样做为他创造了空间，以避免被特朗普将美国的大部分问题归咎于中国所困。拜登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避免让“中国问题”变得更糟，以便在他当选后专注于美国的核心挑战，让美国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竞争力、更公正的社会。他会怎么做呢?拜登过去有与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似乎已经是拜登竞选活动的潜台词，让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特朗普制造了虚假的出气筒，以转移人们对他自己犯下的错误的注意力。中国并非无可指责， 但美国的问题通常是它自己造成的——当然我们有能力改善。如果我们以一种有序的、令人钦佩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国家，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将超过任何制裁和谴责的组合。
美国国会就中国问题达成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致决议，常常成为美国国内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话。他告诉我，对许多华裔来说，美国一直是健全治理的榜样，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所以，工作之一就是简单地说，“中国是一个问题，但不是美国的关键问题。”“我们需要管理国际环境和与中国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恢复我们的实力，全面提高公民福利，重塑我们的公民美德。”
其次，拜登应该捍卫和加强受到特朗普无知攻击的国家安全决策结构。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决策，导致了美国对台湾、香港、贸易和盟友等问题上的决策失误。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反复无常的总统的个性，以及缺乏一个稳定的中国政策制定过程。恢复和改善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承诺填补关键的外交和安全职位，而这些职位要么是特朗普根本没有填补的，要么是他在这些职位上安插了他的人。 在这睦人名义下主持的官僚机构，几乎或根本没有可信度。
中国高层官员表示，他们“甚至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来解决贸易地区以外的问题，这是一种灾难性的状态。
第三，为了有效沟通，美国必须说出它想从北京得到什么。顺便说一句，我们应该有很多要求。特朗普对北京事实上的政权更迭立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接受的谈判背景。相反，拜登应该推进一个可实现的总体目标，然后坚定不移地追求这个目标。希望新政府的姿态应该是:“我们非常愿意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国腾出空间，但我们要求在遵守全球准则的前提下，在双边交易中实现互惠、公平的关系。”这是我们应该不懈追求的目标。相反，除了要求美国向中国出口更多产品之外，特朗普在双边关系中没有一致和可实现的目标，而且实际上切断了在前任政府时期存在的所有有意义的中美对话。此外，为了让北京相信我们，我们必须团结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把他们赶走。
最重要的是，新政府应该利用上述步骤所提供的“战略机遇之窗”，来增强美国的综合国力，这里我指的不是军事装备。对国家未来福祉和影响至关重要的需要关注的领域显而易见:培育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减少不平等和创造社会正义感;更新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以及大力扩大研发项目。这些都是一项符合国家利益、实用性和体面的政策的要素。这与拜登6月2日在费城所表达的立场一致。
简而言之，拜登需要的中国政策不能与他的国内目标背道而驰，必须满足我们的战略目标，不能陷入特朗普设计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