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书史上“羲献”或“二王”并称的习惯，人们又沿袭了南朝梁武帝和袁昂开创的意态模拟式的批评方法，因此，在后来品评某人师承关系的问题上，往往习惯上说“某人在风格上或用笔上师法‘二王’云云”。其实，在没有深入分析和研究“二王”的前提下，作这样的描述是原则的、笼统的、宏观的，也可以说是模糊的、不严格或不准确的。
“二王”的伟大，在于他们各自标新立异，分别开宗立派。众所周知，在书法的用笔问题上，自古只有两种：一是内擫；二是外拓。内擫和外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大王以骨鲠著称于世，为人耿直，在政治舞台上一经与人斗，便不如意，最后成为放浪形骸的士人。其性格为冷逸的一面，表现在书法上则是谨敛而内擫。
小王则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是一个地道的翩翩才子，潇洒的成分更多一些，故表现为外拓。所谓“破体”，就是这种外拓的用笔方式。
当然性格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决定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当我们明确了大王是内擫一派、小王是外拓一派的开派宗师这一基本概念之后，书史上那些所谓“宗法二王”“师承二王”的模糊说法，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王氏父子在行草书领域，创造出的精美绝伦的经典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南朝齐、梁以后，二王书法蔚然成风，可以说琅琊王氏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可动摇。然而大王内擫、小王外拓，方法不同，所以，他们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么, 内擫和外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用笔问题。就书写过程来说，手腕的运动，圆转外拓是顺势；翻转内擫则是逆势。外拓顺势则快，内擫逆势则慢。实践证明：写“圆”比写“方”写得快。这种现象表明，为提高书写速度，草书一般都采用圆转外拓的用笔方法。“使转”是草书的根本。孙过庭曾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性情。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尤可记文。”从而可见，“使转”是为行草书确立形质的根本，“使转”时，外拓是顺势而就，外拓比内擫写得快，写得自由，更符合行、草书“以使转为形质”、以趋简易的本质。所以，小王开创的圆转外拓的用笔方法，流传更广、更普及，影响更大。
内擫与外拓两种用笔方法，对后世的影响问题的探讨，早在南朝宋时就已经展开。书法发展总的趋势是“古质而今妍”。南朝宋人虞和在他的《论书表》中明确指出“羲献自为古今”，即大王为“古”，而小王为“今”，小王在大王“古”的基础之上，进而发展为“妍”的“今”。因此，小王华丽的外拓之法，当然比质朴的内擫之法更受后人的重视和实用。可以说小王的外拓，领导了未来发展的潮流，代表着前进的方向。小王对中国书法的贡献远远在其父之上。二王死后的150年间，应该说是全法小王，大王几乎被小王所掩。
南朝梁以后，历代著名书家的风格大都是外拓笔法，如李世民、褚遂良、张旭、颜真卿等等不胜枚举，几乎是清一色的外拓笔法。外拓笔法至宋代简直是发泄无遗。明清以来，书法主体为行草，毫无疑问，外拓主导着风格的走势。与此相反，大王内擫一路行草，却极为冷落，名家屈指可数，如唐之欧阳询、五代李建中、元代杨维祯及明末的张瑞图。总而言之，古往今来整个行草书的发展史上，外拓的实力远远超过内擫，王献之的影响远远大于王羲之，因此，真正的开派宗师，应该是王献之。
但是书史上书学理论家们的描述却与这个事实背道而驰，王献之的伟大功绩，永远被他的父亲所压抑着。书学界形成“褒羲贬献”基调的成因，一般认为李世民是始作俑者。最可恶的是其笔下行走的是王献之外拓用笔一路，而嘴里赞扬大王的同时，却大贬王献之之书为“饿隶”。尤其自李世民亲自为《晋书》撰写王羲之传开始，“褒羲贬献”就基本定调。当李世民把那顶“尽善尽美”的桂冠赐予大王之后，“扬羲抑献”的基调似乎再也无法改变了。
——节选自李宗玮《悟对书艺》
根据《张照心笔记》整理
附：李宗玮——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