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恋童癖或施暴者将自己的罪行拍摄下来，布拉克教授就能凭借他们手上的静脉血管、伤疤和其他痕迹，使他们原形毕露。
在邓迪大学解剖与人类身份鉴定中心的数据库内，每一张手部照片都被分成24格，并查验过27种标记。
2006年的一天，苏格兰邓迪大学解剖与法医人类学系教授苏·布拉克（Sue Black）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名叫尼克·马尔希（Nick Marsh），是一名法医摄影师。17年前，马尔希和布拉克曾作为同一个小组的成员被派往科索沃，从事战争受害者的遗体鉴定工作。马尔希知道，布拉克擅长凭借骨肉碎片，鉴定遗体身份。现在，他手里掌握着另一个类型的证据，想看她能否帮上忙。
这一证据是一段八秒钟的视频。当时，马尔希正在办理一起案件：一名少女指控父亲晚上潜入她的房间，对她展开猥亵。由于母亲不信，女孩将电脑摄像头对准床铺，彻夜开启。摄像头拍到了一条小臂和一只手伸向女孩。女孩父亲否认自己就是视频中拍到的人。“这是我见过最瘆人、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布拉克说，“一部真实上演的恐怖片。”
马尔希询问布拉克，她能否确定作案者的身份。布拉克毫无头绪。“我从未做过类似的工作，从未将手部作为鉴定身份的依据。”但对视频作了一番研究后，布拉克注意到了之前忽略的一个细节：那只手的手背静脉清晰可见。在黑暗中，摄像头切换到红外模式，脱氧状态的静脉血构成一根根黑色线条。身为解剖学专家，布拉克很清楚，每个人手部的静脉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连同卵双胞胎也不例外。在她的要求下，警方对女孩父亲的手和小臂进行了拍照取证。一经对比，静脉纹路完全吻合。
布拉克教授在邓迪大学解剖与人类身份鉴定中心
布拉克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呈上了她的静脉纹路分析。这是英国司法史上，此类证据首次出现在法庭审理中。布拉克刚上庭，法官就不得不暂停审理90分钟，请她解释其分析背后的原理。布拉克解释了基本原理，但她也承认，并无统计数据表明，不同人的手吻合的概率有多少。“从来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唯一能说的是，一切都是吻合的。我们不能说他绝不是罪犯。”她说。
但证据依然十分有力，控方律师猜测，那位父亲会被判有罪。然而最后，他被无罪释放了。
“我问控方律师，我们哪儿做得不对，或者有什么科学原理没传达清楚。”布拉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对方回答：‘科学方面没有问题。要说原因，就是陪审团不信任那个女孩，觉得她还不够伤心。’”布拉克听得无言以对。
不久之后，英国重大组织犯罪署邀请布拉克参与“矿石行动”。这是英国警方的一场调查，调查对象为7000余名涉嫌下载不雅照片的英国人。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得克萨斯州一家儿童色情照分销商的数据库内，找到了这7000个人的信息。
布拉克的任务依然是鉴定照片中人物的身份。“接触到矿石行动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类案件的数量竟如此庞大。”她说，“我很幼稚地以为，这种案件和嫌疑人只是特例。”
最后，她只在“矿石行动”中担任了一小段时间的顾问。由于媒体揭露出警方调查手段的漏洞，该行动很快就淹没在争议声中。
但是，这却成了布拉克的一个转折点。在参与“矿石行动”期间，她开始充分认识到一个之前忽略的问题，并意识到自己也许可以做点什么。
但在审判完结后几个月，她才认识到，自己可能无意间想到了一个新主意。马尔希曾提到，警方发现，涉及儿童的不雅照片与视频越来越多。施虐者通常现身其中：“针对儿童的性侵通常跟控制力有关，猥亵就是其中一种表现。”布拉克说，“作案者浏览自己性侵儿童的照片，就是在重新唤起当时的体验。如果照片中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就会获得重临其境的快感。”
但问题在于，大多数案件涉及的照片中，施虐者都只露出了手和生殖器。此前人们普遍认为，这类证据不足以用来定罪。但布拉克不太认同。“这条研究途径从未得到过充分的探索。”她说，“我曾接触过受害者已死的案件，但这些案件中，受害者和嫌疑人都还活着。于是我就想，我们也许能从这些照片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
布拉克的办公室里堆放着各种研究用具，都是她在研究解剖学和法医学的联系时收集起来的
布拉克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蓝领家庭，她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在阿伯丁大学攻读了生物学和人体解剖学专业。毕业后，她先是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任教，后为警方进行身份鉴定工作，继而被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派往科索沃——为此，她2001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之后，她又前往伊拉克等冲突地区，还在2004年海啸过后来到泰国。2016年，因其对法医人类学作出的贡献，布拉克获封女爵士。
经历过“矿石行动”后，布拉克意识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并不管用，只有具备实实在在的科学基础，手部分析才会得到重视。她固然可以证明，被告的静脉纹路与施虐者吻合，但如果被告坚称，很多人的静脉纹路都是一样的，布拉克将无可反驳，因为她拿不出任何经过检验的科学证据。换言之，她需要用微薄的预算，编纂出一个规模可观的数据库。
2007年4月，布拉克所在的解剖与法医人类学系拿到了一份合约，内容是教五百多名警察、验尸官和司法官员进行遗体鉴别。布拉克请课程参与者自愿拍摄自己的手、小臂、脚及腿部照片。大多数人都同意了。
及至2008年，她发布了一项研究，证实静脉纹路分析的有效性。之后不久，她受邀参与了另一宗案件的相关工作。被告是苏格兰已知最大恋童癖网络的八名男子。多年来，八人串通强奸并性侵儿童，流出至少12.5万张性侵照片。
很多照片中，施虐者的性侵对象都是朋友的子女。在一张关键照片上，两名主谋之一、41岁的尼尔·斯特拉坎（Neil Strachan）试图强暴一名18个月大的男婴。事发当时是2005年新年前夜，他正在代为照管这名男孩。（后来，这张照片被称为“新年前夜照”。）照片中，斯特拉坎唯一可见的身体部位是生殖器和左手。布拉克要分析的就是这张照片。
辩护方的一个失误帮了布拉克一个大忙。他们要求对斯特拉坎的大腿拍照，本想证明身体部位不能用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但摄影师在拍照时，要求斯特拉坎握住照片比例尺，结果“让我们将被告的大拇指看得一清二楚。”布拉克说。
布拉克将这张照片中的左手拇指与“新年前夜照”中的左手拇指进行对比，发现所有细节均吻合，就连形状独特的“半月痕”（指甲基部的白色半月形区域）也是一致的。“这一次，我得以依靠我们的数据库，用统计数据说话。”2009年10月，斯特拉坎被判处终身监禁。
布拉克的办公室摆放着人体骨架、解剖示意图、家人照片和一封女王的来信（“是助理让我摆出来的”）
靠手来验证身份，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人的手会带有疤痕和伤口；其二，人手带有独一无二的形态特征——指尖螺纹、掌纹和静脉纹路。
人体在子宫内生长时，细胞的组合是自发的，并无蓝图可循。这就意味着，每一副静脉纹路图都是绝版。另外，相对于指纹，静脉还有一个优势：它被皮肤所包裹，所以是无法改变的。
布拉克分析的主要是手背，因为在她接触的罪案视频中，最主要的可见部位就是手背。她先将手分成24个方格，囊括从指甲到手腕的各个部位。然后逐格分析，寻找可作为鉴定依据的标记；再观察静脉纹路，在屏幕上描上黑色线条，将其凸显出来。她最常查看的特征是静脉、疤痕、斑点、胎记、痣、指甲和指关节褶皱。每一类特征都会得到细致的研究。比如对于疤痕，布拉克会按照直线与非直线、手术伤或意外伤以及不同走向加以归类。在将被告的手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时，她可以通过几何公式，计算出其他人拥有相同标记和静脉纹路的概率。
时至今日，布拉克已经分析过1000只手。一些奇妙的规律开始从她的数据库中显现出来。举个例子，最容易出现直线型伤口的是食指指尖，或是手背中部。平均而言，男性手上的疤痕比女性多一半；右利手男性更容易在左手留疤，而右利手女性更容易在右手留疤。
数据库呈现出的这些结果让布拉克着迷。在一篇论文中，她援引了亚瑟·柯南·道尔在小说《血字的研究》中的语句：“凭一个人的指甲，他的衣袖，他的靴子，他的裤子膝盖。”福尔摩斯说，“凭他食指和拇指上的老茧，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衬衫袖口——看其中任何一点，他的职业都展露无遗。”
然而，有的案件也会对布拉克的这套方法提出挑战。2014年，警方请她参与恋童癖杰里米·奥科奇（Jeremy Oketch）一案的调查。这名30岁的药剂师曾两次强暴一名两岁女童，并录下性侵过程。视频中的女童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也无挣扎，有被下药的可能，不过这一点无从证实。警方虽有55分钟的视频作为线索，但视频中，施暴者唯一可见的部位是手和生殖器。
布拉克回忆说，视频看得人非常难受。这会对布拉克的分析工作造成影响吗？“所有看到这些画面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她说，“看视频的时候，我始终很焦虑，因为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你必须保持客观。我的工作不是分析事件本身，而是寻找对调查有价值的线索。”
“我希望苹果这样的公司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技术成为儿童性侵犯的帮凶。”
——苏·布拉克，解剖与法医人类学教授
奥科奇一案给她提出了两大技术难题。首先，奥科奇是黑人。“之前，我们研究过的所有人都是白人。对于那些特征在黑人皮肤上能否看得出来，我并没有把握，但事实证明，还是可以的。”其次，大部分画面都很清晰，匹配之处很多，不匹配的地方几乎为零。这听上去十分理想，但这种确定之中也潜藏着风险。
布拉克从柜子里取出一份文档，抽出她就奥科奇案提交的报告。上面的信息以表格形式呈现，其中一项为“手”，下方列有一长串特征：形态、不对称半月痕上的凹槽、静脉纹路等等。另有一项为“生殖器”，下方也有一个类似的清单：形态、静脉纹路、侧弯。每一项特征都被标记下来，用于对比施暴者与嫌疑人的吻合度，结果证明，这些特征全部吻合。“我发现，匹配工作其实很难，因为你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有没有把方方面面都看全？这项工作的要点之一，就是知道该如何检查；问问自己有没有遗漏了什么。”布拉克说。
最终，吻合度显得很有说服力。布拉克出具报告后，奥科奇由无罪抗辩改为认罪，被判入狱15年。这一转折至关重要，布拉克说。因为这意味着，原本要花在审讯上的钱省了下来，受害儿童也不用出庭作证。
布拉克在研究手背上的静脉纹路
布拉克的团队与世界各地的警方合作——包括FBI、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每年参与办案30-50起。自2006年以来，布拉克参与办理的案件中，被告由无罪抗辩改为认罪的比例达到82%。在研究经费的帮助下，布拉克的数据库得到拓展，团队出具报告所需的时间也缩短了。
大致而言，对于任何生物特征识别数据，其准确度都受制于数据集的规模。布拉克的数据集还不够大，不足以得出统计学概率，因此，她遵循的是司法机构使用的一套系统，该系统对匹配概率作出了客观的评定。
即便掌握了嫌犯手部的清晰照片，也无法确保某项匹配就准确无误，因为除了嫌犯的解剖学特征，我们别无依据。特征匹配法能够以100%的确定性，排除一名嫌犯的嫌疑；但在证明嫌犯就是罪犯时，它只能提供“有力的支持”证据。罪犯也有可能是别人，这种可能性在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之间。
但通常，这就足以让被告由无罪抗辩改为认罪，因为一般情况下，其他证据也在向被告施压。那么，为什么没人投资几十亿美元，去创建数百万人的数据集呢？布拉克说，因为在抓捕儿童性侵犯的问题上缺乏研究经费。在法医学领域，大部分研究经费都投向了DNA研究，因为这是人们熟悉并信任的领域，人们也有充分的动力去加快研究速度、降低研究成本。
“我们分析了数据库中所有人左右手的静脉纹路，并未发现任何一例匹配的情况。”布拉克说，“自启动至今，数据库已经多次扩张，但我们还需要更大的数据库，以便得出更高的准确性。我们认为，其有效性可能丝毫不亚于指纹。”
布拉克试图让机器自动寻找重复的纹路，并创建算法，借以从数百万张视频截图中提取特征。“我们已经完成试验项目，证明了静脉纹路和色素分布可以这样提取。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皮肤褶皱的纹路和指关节，看它们是否可用。”布拉克说，“一旦把这些特征与纹路叠加起来，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就会进一步提升，乃至达到指纹或DNA的水平。它或许能帮助我们鉴别并寻找第一代色情视频制作者，还可以降低图片给警方带来的压力，这些内容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
我问，鉴于手部分析越来越常见，恋童癖会不会开始戴手套？对此，布拉克很肯定地说，“不会。大部分罪犯都不太聪明，自以为不会被抓。”
案例研究：迪恩·路易斯·哈迪（Dean Lewis Hardy）
2004年，英国人迪恩·路易斯·哈迪造访泰国，期间拍下了四名八至十岁女孩的不雅照片，他的手就出现在照片中。五年后，他的猥亵罪名成立，被判入狱六年。控方律师表示，这是首起用到手部分析的案件。布拉克证明，哈迪手上的疤痕与照片中嫌犯的疤痕相匹配，另外，雀斑图案和拇指褶皱的纹路也匹配。
左图：右为罪犯的左手食指，左为嫌犯（迪恩·路易斯·哈迪）的左手食指。图中框出的是雀斑和一处由四个点构成的点状伤疤。
中图：左为罪犯食指，右为哈迪食指。研究人员使用了滤镜，使雀斑凸显出来。
右图：左右均为嫌犯的拇指。皮肤褶皱、指甲和半月痕被线条描出，辅助对比过程。
2016年6月，布拉克受警方之邀，参与调查理查德·赫克尔（Richard Huckle）。赫克尔是英国历史上最为劣迹斑斑的恋童癖性侵犯之一。2006年至2014年间，赫克尔以“英语老师”和“慈善家”的身份示人，在吉隆坡侵犯了多达200名马来西亚儿童，其中包括婴儿。他强暴与性侵儿童的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的恋童癖群体中流传。
2014年12月，他被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NCA）逮捕。NCA在他的手提电脑中找到了两万张不雅照片和视频。尽管起诉中认定的受害儿童有23名，但实际受害人数可能远远不止。
布拉克在分析视频中的手背时，会将其分成24格，逐一寻找可作为鉴定依据的标记，并标出静脉纹路
警方挑出他们认为最清晰的材料，将它们交给布拉克。“有的比较陈旧，已经降解了，但我们也不需要研究。”她说，“由于摄影技术的改进，这年头，恋童癖拍摄的照片越来越清晰了。他们也更容易被识别出来。”虽然是经过挑选的内容，布拉克的团队看完也需要好几天。“看完一遍，辨别可用部分并将其分离出来，这大约需要四天时间。”
最终，布拉克的团队呈上了证据，表明赫克尔有可能就是罪犯。随着证据的累加，和奥科奇一样，赫克尔也从无罪抗辩改成了认罪。
“这件案子的重点在于量刑。”布拉克说，“他有71项罪名成立，被判22次终身监禁，法院由此传达了这样一条讯息：‘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没有坐视不管。’”
布拉克并没有被这些个案的骇人之处绊住，她更愿意去讨论，如何才能截断网络上儿童性侵图像的传播。“难道手机就不能识别某些身体部位，一旦发现问题，就终止拍照功能？”她说，“我希望苹果这样的公司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技术成为儿童性侵犯的帮凶。因为统计数据显示，幼年时受到过不当性关注的，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我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犯罪比这更值得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