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出现大约可以溯源到东汉末年，当时在汉中一带流行五斗米教，据说便是现在天师道的前身。不过在那个时候，影响最大的还是黄巾，即所谓的“太平道”。
天师道与太平道其实都脱胎自黄老道。但是请注意，黄老道与黄老学说其实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虽然黄老学说在汉代很流行，但很长时间都是以一种学术存在。直到东汉后期，才开始出现黄老道的说法。黄老与黄老道这一字之差，便是学术向宗教过渡的一个标志。
《后汉书》记载：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在桓帝之前，汉朝的皇室是没有祭祀过老子的，是的，你没看错，虽然好黄老之学，但汉室的皇帝并不祭祀老子。
桓帝的迷信是道教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桓帝不但祀老子，同时也还祀浮图——也就是佛，用现在的话说，信仰有点混乱。但在当时，佛也好，老子也好，都属于神的行列，相互间并不排斥。
从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桓帝时，原始的道教已经将老子作为祖师来供奉了。但正如文章标题所说的那样，这其实只是个表象，只是为了投皇帝所好。
我们不要看到有个道字，但想当然地觉得道教与道家有着天然的关联，其实还真不是这样。佛教当传入时，人们称之为浮屠道，也是用道来命名，但佛教显然与道教是两码事。所谓的道，在当时那个语境中，应该理解为信仰，浮屠道就是信佛的意思，黄老道就是信黄老，那么太平道，自然就是太平经及其创造者了。
信
根据史书记载，汉成帝时，有个叫甘忠可的道人向皇帝献上了《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并扬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到了东汉顺帝时，道人宫崇献上《太平清领书》，则托言是后圣李君所授了。后圣李君，指的就是老子。从赤精子到后圣李君，显然是传道者有意为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碰黄老之学的瓷。
然而，只要稍稍深究一下，便不难看出，其实道教的很多宗旨与老子和《道德经》是不同的。比如道教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说法，认为通过修炼，可以获得长生。而老子则讲清静无为，看淡生死，《道德经》中有“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的说法，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太唯物主义了。老子显然是不可能认同“我命由我不由天”的。
既然道家并非道教真正的思想源头，那么道教究竟源于何处呢？
我们如果客观分析一下先秦的各种学术流派，不难发现，道教其实更接受于阴阳家，其真正的发源应当是盛行于民间的神仙学说才对。
说到这就，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邹衍。
邹衍对现代人来说几乎已经是个陌生的名字，或许只有看过《寻秦记》的人会对他有印象。但在战国时期，邹衍的影响力非常之巨大。
作为稷下学宫的著名导师，阴阳学说集大成者，邹衍系统性地提出了“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说”。不论官方或民间都极大地受其影响。
在官方层面，“五德始终说”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王朝更替思想，直到宋代才渐渐式微。汉代董仲舒又将阴阳五行理论与儒学相结合，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开了儒学神学化的先河。
而在民间，尊崇和效仿邹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按《汉书封禅书》记载：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邹衍是齐人，官至上大夫，又曾仕于燕国，燕昭王甚至亲自抱着扫帚为他扫地，因此燕齐之士最受其影响，后世尤其是秦汉之际的方士多出自燕、齐之地，与邹衍有着直接的关系。
前面提到向皇帝献《太平经》的甘忠可和宫崇，一个是齐人，一个是琅邪人，宫崇的师父于吉也是琅邪人，三国时著名的方士管辂则是平原人，均未出当年齐国的范围。
宫崇自称《太平清领书》是其师于吉得于曲阳泉水上，说明燕齐怪迂学说在往周边扩散，发动黄巾起义的张角是巨鹿人，亦是燕、齐神仙学说辐射的结果。
创立天师道的张道陵则是丰邑人，丰邑亦曾是齐国领土，后归楚国，但在地理和风俗上显然非常接近。
正是这些古代方士们为了达到将其学说发扬光大以及参与政治的目的，将眼光瞄准了汉室所尊崇的黄老，这才导致原本只是学术人物的老子，摇身变成了道教仙人。
秦始皇热衷于长生之术，使得方士大兴其道，这种风气自然也流传到了汉代。汉桓帝热衷于信神，则直接导致了太平道的兴起，为黄巾之乱埋下了种子。
黄巾之乱的剿灭以及张鲁被曹操征服，都极大地打击了道人们干预政治的企图，在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影响下，道人们终于低调了许多，加上儒学正统被不断强化，从此道教便走向了归隐山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