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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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剧中千娇百媚的旗袍女郎”的词条登上了热搜，大家纷纷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心目中影视剧里最惊艳的旗袍造型。
这些风情万种，韵致各异的旗袍，或婀娜典雅，或温婉大方，仿佛是从泛黄的历史画卷中穿越而来，充满了年代感，也充满了故事。
《花样年华》张曼玉
《金陵十三钗》倪妮
《胭脂扣》梅艳芳
旗袍，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而已。
当我们看见它，会联想起晚清民国的烟云岁月，旧上海十里洋场的衣香鬓影。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承载着社会变迁的记忆，见证了彼时由思想风潮剧变引发的风俗时尚剧变。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上的旗袍女郎，真是影视剧中常见的那样吗？旗袍又是怎么演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呢？
也许，只有回到旗袍初生的时代，才能解开我们现代人的旗袍印象中的种种迷思。
旗袍诞生之谜：旗装的复辟还是平权的见证？
旗袍的名字，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旗人的袍服。如果单看形制，旗袍的一体长袍、立领、盘扣和滚边等元素，都确实与满族女性的袍服相类似。
但实际上，旗袍的诞生是一个尚无定论的谜。
可以确定的是，它的诞生与时代变迁的多重因素相关，其中也有旗女之袍的影响，但绝不仅仅直接由旗装发展而来。
20s主流的一种倒大袖上袄加下裙的搭配
旗袍的另一个名字，或许隐藏着它最初的记忆。
在英语和粤语中，旗袍被称作“Cheongsam”，即“长衫”，这是旗袍诞生时男性印记的留存。有关旗袍来源的说法之一便是认为它由模仿男装而来。
晚清时，汉人女子与旗人女子有着彼此截然不同的服饰体系。旗女通常内着上下一体的袍服，汉女则以上衣下裳（即上衣下裤或上衣下裙）的两截式着装为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受西学影响较深而倡导男女平权的进步女性们，开始走出闺房，力图抗争封建礼教，摆脱依附于男性的生活。她们渴望拥有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所以想要从身心上，于内于外都像男子一样行动。这些新女性绝大多数为汉人女子，她们将追求独立的努力诉诸着装风俗，于是便拆下了腐朽的裹脚布，脱掉了女人的衣服，而纷纷换上长衫。赌气般要与男子处处相同。
张爱玲
代表着平等和进步的长衫，抛却了传统的繁琐赘饰，力求男性化。因此早期的旗袍形态是简洁而直板的，好似一个梯形。用张爱玲的话说，是像清教徒一般严冷方正。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〇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张爱玲《更衣记》
张爱玲对于时尚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见解。而时人眼中，前卫的张爱玲总是爱穿奇装异服
因为旗袍与满人旗装有相似之处，所以最初被叫做“旗袍”。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旗装和旗袍彼此间都受到了对方的影响，而且旗装本身也在时时随潮流而变化，所以二者有所相像。
但是，假如将它们对比来看，就能发现旗袍仍然更为时髦新潮。它们实际上属于截然不同的服装发展脉络。
旗袍，比起它那淡薄到几乎可以忽略的民族色彩，更多地，只是一件融合了传统特色、现代化的审美和西洋元素的年轻的时装。
清末民初经过西化改良后的旗装。
虽然明显可见西式的立领元素与简化过的花纹与滚边，但整体上仍是偏传统的。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旗袍的出现无关其他，而是来自时髦的上海女子对于自身服饰的改良。它的风靡也主要是因为一体式服装穿脱自如，便于活动行走。
不过，不管怎么说，旗袍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海派文化新潮而时尚，大胆突破传统，海纳百川，寻求创新的气度。离不开时代剧变之下中国人新旧思想的碰撞和中西文化的交融。
无论是来自于旗装的简化，还是对于男性装束的模仿，又或者是来自于自身服饰的改良，这一时期的时装文化最终都殊途同归，汇流成为了旗袍如今特有的形态。
过渡时期：获得解放的女性身体
萌芽时期的旗袍与我们熟知的旗袍样式大不相同，它处于袄裙和旗袍的过渡阶段，被称为“旗袍马甲”。
上世纪二十年代流行的一种搭配，是在一件传统的倒大袖袄裙外面，套上一条无袖的长衣。所谓倒大袖，指的是呈喇叭状，上窄下宽，开口阔大的袖型。而长衣，就是旗袍马甲。
尽管这种长马甲最初较为宽大平直，没有收腰，没有开衩，也没有立体剪裁，但相比起传统短袄的臃肿呆板，已经显出一种修长婀娜的姿态。
这样的旗袍马甲，同洋气摩登的配饰搭在一起，显得优雅而时尚，正如下图这位女子。
穿着机绣镶边的旗袍马甲的女子
内着倒大袖袄裙，腕上佩戴着手表，而头上搭配的是20年代风靡全世界的钟形帽
到后来，人们干脆将外搭的旗袍马甲同里面的袄裙缝合起来，制成衣袖相连的“假两件”长袍。
1926年的广告画上，穿着假两件旗袍马甲的女子
尽管最初的女性独立思潮体现在服装上，出现了男性化的倾向，但是与追求权利平等同步发展的，还有女性意识的苏醒。所以自诞生以后，旗袍又开始迅速地远离男性化的趋势，不断被加入了富于女性韵味的元素。
1927年后，“天乳运动”兴起，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倡导男女平等，禁止女性束胸。
过去，女性不被允许彰显身体的线条，她们被紧紧绑缚起来的胸部是完全平坦的，而她们平坦的身躯又被保守的装束层层包裹。
如张爱玲所写，“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束胸的背后，是封建残余对女性的身体压迫。
而现在，要解放女性，必须解放女性的身体，要解放女性的身体，就要彻底卸下这些沉重的束缚。
与此同时，飘洋过海传入中国的还有“义乳”即乳罩。它包裹乳房而不似束胸一样压迫身体，能凸显出女性胸部的曲线。图中是率先戴上了义乳的女星阮玲玉
被囚困千年的身体骤然苏醒，中国女性的衣着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自由。旗袍也开始强调女性身体的线条。这是立体化剪裁的开始。
旗袍侧缝的收腰量越来越多，宽松平直的梯形逐渐变成了贴合人体的曲线型。而袖口和衣裙下摆也由最初的宽大逐渐收紧缩小。裙摆开了衩，臃肿的棉裤换作轻纱，女性不再像一缕被禁锢的诗魂，而爆发出一种健康、饱满的美丽。
几刀剪裁的变化，突破的不仅仅是一件衣服的外廓，更是传统伦理长久以来的局限性。
黄金时代：百花齐放的时装与走向世界的女性
旗袍在初诞生的几十年间，呈现出一种惊人的自由开放状态。那时候的上海街头，列锦行云一般共存着各式缤纷的时装。好一股摩登之风，给社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穿着旗袍的宋美龄
二十年代末以后，旗袍几乎一统江湖，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它可塑性强，能迎合各种身段，出席各种场合；它既能华贵端庄，又能清丽朴素；它既可以作礼服，也可以作常服；它无关“服分等级，饰别尊卑”的陈规，所以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于是从女学生到总统夫人，从平民女子到名媛明星，都穿上了旗袍。
叶浅予绘制的现代上海风格（1931年和1929年）
抛却了传统服装繁复层叠的布料，秾丽的纹饰，旗袍紧跟世界艺术潮流，大胆变换着样式。
设计上，领口、袖长、裙长、开衩、整体的剪裁与结构……全都经历过多样的变化；搭配上，皮草、西装、披肩围巾、便帽手表，都成为旗袍的伴侣；而在材质和纹样方面，各种新颖的进口面料和流行图案也被用于旗袍的制作。
1927年 电影《女侦探》中穿着短旗袍的胡蝶
在款式上，旗袍的形态变化快到令人眼花缭乱。它的衣裙有长有短，领子有高有低，衣袖千姿百态，下摆形态各异。尤其三十年代左右，旗袍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千变万化的时期，各种夸张的设计层出不穷，而且飞速地更迭。
1930s 流行的曳地旗袍，裙摆长可扫地
曾经也流行过一阵的无领旗袍
左图：叶浅予绘制的“废领旗袍”；右图：30年代红极一时的舞星梁氏三姐妹，均穿着无领旗袍
《玲珑》杂志中的女子。无领旗袍并未成气候，没多久，又流行起了包住脖颈的硬而高的立领
在材质上，除了常见的绸缎和棉布质地，有些高档旗袍也会采用西洋传入的精纺呢绒，风格高贵奢华，相当洋气。而更有采用了花边织物即蕾丝的旗袍，以精致甜美的镂空织物彰显出十足的性感，可谓是大胆前卫。
二十年代中晚期，惠罗公司春夏衣料新装广告(申报, 1924-1927)
而在纹饰上，也一改传统服饰讲求寓意的特点，代之以纯粹的审美趣味。
工业化时代的审美，是简约明快，是几何图案的排列。衣服上少了吉祥龙凤和福禄寿喜，取而代之的是线条的组合，波点的重复，格纹的交叠，干净大方的净面色，或是低调优雅的暗纹。更有时髦的设计，大胆采用标新立异的装饰图案，比如著名的日裔华语歌手李香兰，曾穿过一件印有一只大蜘蛛的旗袍。
李香兰
对于世界而言，中国女性的形象也经历了剧变。
在过去，人们只知道她们束胸裹脚，穿着繁复袄袍，深居于闺中。而现在，新女性们自信自强，开放而独立。当她们重新出现在世界面前时，便是穿着时尚而有东方特色的旗袍，说着流利的外语，主动走出家门乃至国门，为自己危难中的民族奔走呼号的形象。
1938年5月9日，纽约街头的华人抗日游行
卢沟桥事变以后，纽约爆发了大规模的华人抗日游行。在队伍之中，就有100名身着旗袍的华人女子，举着一面长长的中华民国国旗参加游行。
抗日游行队伍中穿着旗袍的女性
旗袍的流行是与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脚步相同步的。它像一个符号，一个标志，把旧中国的烟尘抛在身后，而给所有人展现出一种健康和开放的崭新姿态。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它在后来却能逐渐成为代表中华的服饰。
结语
在当代，旗袍身上有关女性解放与思想变革的色彩早已减退。
它已不再是摩登和时尚的先锋，却转而成为一种优雅的复古情调。它也不是中国女性日常穿搭的首选，不过在重要的礼仪场合，仍然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在影视剧乃至舞台上，它更是风采不减，频频使人惊艳。
《风声》周迅
《色戒》汤唯
少了大变革的时代关于服装与身体的种种全民大讨论，少了民国人那份对于日常风俗的一切都想要加以讨论和重建的热情，旗袍或许又退回了衣服本身。
单纯作为一种服装款式，它在今天面对着更加开放多元的时尚潮流，存在无穷多的再设计的可能性。而作为一件旧日的时装，人们今天仍为之着迷，也许正因为它所代表的那份永不褪色的记忆，那种迷人的东西结合的风韵，又或者那种对于历史岁月的悠长眷恋。
参考文献：
张爱玲：《更衣记》，《古今》半月刊1943年第34期。
《抗战募捐中的旗袍丽人》，《文史博览》2015年03期。
崔荣荣，牛犁：《民国汉族女装的嬗变比社会变迁》，《学术交流》2015年12期。
杜佩红：《民族、女性与商业——社会史视角下的旗袍流行》，《民俗研究》2016年03期。
袁宣萍：《民国旗袍与海派文化》，《装饰》2016年第4期。
朱博伟，刘瑞璞：《旗袍发展三个时期的结构断代考据》，《纺织学报》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