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非裔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好莱坞名人也无法独善其身。向来关注各种民主权益话题的电影人乔治·克鲁尼,日前为美国文化网站Daily Beast撰文,呼吁民众用手中的选票,寻找种族主义的根本解决之道。

美国最猛的传染病,是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乔治·克鲁尼

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这还是1992年吗?我们是刚听到陪审团宣布那些殴打了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白人警察明明有罪却是清白之身吗?这还是2014年吗?还是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因为卖香烟就被一名白人警察给活活勒死的那一年吗?还是他那句“我无法呼吸”在我们脑海中萦绕不去的那一年吗?有色人种命丧警察之手,这样的事我们已见到多少回了?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费兰多·卡斯蒂(Philando Castile)、拉古安·麦克唐纳(Laquan McDonald)。这一次,乔治·弗洛伊德是被谋杀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看到他死在了四名警察手里。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和1968年、1992年和2004年一样的又一次的反抗行动,反抗的是针对我们公民中一部分人的这种系统性的残酷做法。我们不知道这些抗议活动何时才会退潮。我们希望并祈祷不会再有人被杀。但我们心里其实也很清楚,恐怕不会有什么大变化。

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此刻都在扪心自问,我究竟还能再做些什么?但我想到了莎拉·柯尼格(译注:Sarah Koenig,美国著名播客节目主创)——她曾用一年的时间,专门报道了克利夫兰某法院审理的全部案件——是如何总结她那次经历的。此刻正在疑惑自己还能再做些什么的人,不妨听一下她的这番指教:

“我们要承认有些事情确实出了问题。我们要先接受这个前提……

我们都听说过那些数据——我们美国监狱里囚犯的数量,远超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我们是第一名。数据都是白纸黑字记录着的,非常不可思议,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无任何先例。同样白纸黑字记录着的,还有不公平。我们这具刑罚制度骨架的每一个关节上,都涂抹着种族歧视的润滑油。对比犯下同样罪行和具有同样前科的白人,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被逮捕的频次更高。他们被处以更严厉的处罚,被课以更高昂的保释金,主动认罪后获得的从宽待遇也更少。他们被裁定的刑期更长,获得的假释更频繁地被取消……

这些数字可不是飘在空中的。它们活生生地记录在这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的。

此刻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在街头又一次上演的愤怒和失望,其实不过是在提醒我们别忘了,对比我们的奴隶制原罪,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这个国家其实还是没有多少长进。没错,我们现在不再贩卖和购买和我们一样的大活人了,但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嘉奖的事。我们需要的,是针对执法部门和刑罚机制的系统性的改变。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将这种针对全体公民的平等公正给反映出来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而不是煽动仇恨与暴力的领导人,不是那种拿“开枪打那些抢劫者”这种说法来讨好自己目标选民的领导人。“公牛”康诺(译注:Bull Connor,绰号“公牛”的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警政负责人,1963年时曾命令当地警察攻击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和平游行人群,甚至连儿童都不放过,由此成为美国民权运动史上著名的污点人物)活着的时候,连他都没这么不加掩饰过。

这就是我们的传染病。它影响到了我们所有人,而且四百年了都还没找到疫苗。感觉就像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放弃继续再找疫苗了,似乎就打算按照个案来处理单个的伤口了。但即便是这样,我们肯定也没做到很好。所以,面对这些看似无法逾越的难题,此刻正在苦苦寻觅答案的我们,可一定不能忘了:事在人为,问题是我们制造的,所以我们一定也能解决它。而在我们这个国家,想要带来持久的改变,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出来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