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希特勒还是个神情略显木讷的小孩,他最初的梦想是成为艺术家。成年后,他前往维也纳报考绘画学校,却未被录取,建筑师学校也拒绝了他。希特勒在维也纳逗留到1913年,在榨干了最后一笔遗产后,不得不靠炮制明信片风景画生活。他始终偏执地认为,艺术学院没有录取他,“世界肯定蒙受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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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所谓的“重大损失”与其说是艺术史的,不如说是人类史的。从政后,希特勒不仅对犹太人肆意屠杀,还以文化审查者的角色“关心”着艺术。他相继将6500件现代艺术精品从德国全境的各个博物馆、美术馆里“请”出去,塞尚、高更、凡高、马蒂斯、毕加索……这些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在德国迅速贬值。而这样做的动机,很可能就是他的羡慕嫉妒恨。

无独有偶,斯大林在艺术领域也可与希特勒匹敌。这个出身贫寒的前苏联领导人是一个业余的诗歌写作者。在1893年到1896年间,尚处青春期的斯大林在诗歌创作的数量上达到井喷状态,不少诗篇刊登在格鲁吉亚的文学刊物上,初出茅庐就获得好评。还有人将他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在小范围内被奉为“经典”。至于他的诗歌质量如何,当时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最有发言权。斯大林曾将自己的诗稿谎称是朋友所写,致电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断定,那就是斯大林本人所写,几经犹豫后,便婉转地回答:“请转告您的朋友,以后最好别再写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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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因此受到惩罚,而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遭遇就要不幸得多了。他因为在《斯大林警句》一诗中将最高领导人戏称为“克里姆林宫里的山民”而触怒当局,一度被投入监狱,所幸在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求情下,他被从轻发落,改判流放三年,这才捡回一条性命。

如果说艺术青年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挫折,转而寻求更大的政治抱负,那么,还有些艺术老年就是在满足了政治野心之后,急需艺术来进行心灵抚慰,从而消弭其内心深藏着的罪恶感。

萨达姆就是其中一位。他面临美军围剿、被迫出逃之时,据说随身仅携带《古兰经》、阿拉伯语诗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等书籍;身陷囹圄之时,他依靠养花、读《古兰经》与写诗来度日。萨达姆的文学水平或许与斯大林不分上下,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莫瓦法克·鲁巴伊就曾嘲讽他:“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它们简直就是地球上最荒唐无聊的诗,我用英语写的诗甚至都比他用阿拉伯语写出来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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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还著有长篇情感小说《扎比芭与国王》,已有两种中文译本。另外,卡扎菲也有《卡扎菲小说选》,并在中国公开出售。

纵观独裁者们出人意料的艺术情结,我们似乎要对“艺术=天真”“政治=残暴”的等式关系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一方面,独裁的血腥需要艺术来稀释,独裁的残暴需要艺术来升华;另一方面,艺术何尝又不需要独裁来为它提供权力支撑呢?或许,尼采的话最能解释这种现象:艺术本身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艺术从来没有天真过,只是看上去很天真罢了。

有趣,有料,有深度
作者|黄 斌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