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这个世界上，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竞争单元”。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法”仍将高于“国际法”。
国际法和国内法有着两个显著的区别。一是国际法具有“普适性”，而国内法更有“针对性”。直白的解读就是国际法颇似“村规民约”，具有“约定俗成”的显著特点。而国内法则更具强制性。二是国际法体现的是“自觉性”，而国内法则具有“统治性”。
显而易见，美国的国内法只是“国内法”，它的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体现美国人的意志。所以，美国的国内法代替不了国际法，因为，其他主权国家也有自己的“国内法”。如果说各国的国内法与国际法有交集的话，那也只是“交集部分”。而这个交集部分就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最基本的“道德观”，即“普世价值观”。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自愿”加入的国际组织，其运作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而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基本人权和国家主权的描述，历来都有“不同”的解读。从字面意义来说，个体的基本人权显然高于国家主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国家主权又明显高于基本人权。其根源就是“国家”仍然是竞争单元。
美国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但同时，它又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如果从理论角度思考的话，美国的组成,行为及发展方向可以看作是打破“国家是竞争单元”的一个探索方向。所以，对于美国的行为方式，不能完全用“国家”的概念来衡量。因此，美国常常会将自己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进行“有意无意”的模糊。这也是人们时常会诟病美国“长臂管辖”的原因所在。
“制裁”是美国霸权的一种体现方式。而基于国际法的普适性，以及美国在联合国的形成,组建,规则制定,秩序维护过程中“特殊性”，使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体现了美国人的意志。所以，给人们的感觉是：国际制裁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在制裁。比如说对伊朗的制裁，在人们的感官上，仿佛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其实，在一些特殊的层面和系统中，至今，联合国仍然在对伊朗进行制裁。
归根到底，联合国只是个主权国家的自愿组织。所以，如果有谁不愿意受到联合国的约束，大可以选择“退出”。然而，如果继续待在联合国，那就是应该遵守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否则，就会有悖于“契约精神”。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和伊朗便又盟友变成了敌人。特别是大使馆人质事件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就成为“常态化”。2005年，内贾德上任总统后，公开表示了拥核的意愿，并进行了实际操作。因而导致了联合国的制裁。伊朗温和派总统鲁哈尼上台后，调整了内贾德过于强硬的政策，并于2015年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伊朗核协议》。《伊朗核协议》签署后，欧盟等国解除了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的“大部分”，而美国只是解除了“少部分”。另外，基于美国和伊朗两国之间的“常态化”制裁却并没有解除。也就是说，即便是美国没有退出“伊核协议”，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一直是“进行时”。
显然，对伊朗的制裁，既有未解除的国际制裁部分，亦有美国的单边制裁部分。所以说，其他国家可以与伊朗进行交往和贸易。但前提是不能触及联合国尚未解除的那部分制裁。如果有谁违反的话，当然会受到国际制裁。那样的话，美国就会理直气壮的冲在最前面。那时，美国的制裁就适用于“国际法”。
如果有谁在和伊朗交往时，只是违背了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措施，那美国会怎么办呢？这要看具体事例。比如说，俄罗斯出售自制的武器给伊朗，如果出售的武器性质不在联合国制裁的清单上，但却属于美国制裁伊朗的名单上，美国也没有办法，无非是不和俄罗斯这家军工企业做生意而已！
然而，假如俄罗斯卖给伊朗的武器中有美国的技术或零件，且俄罗斯在购买美国这些技术和零件时与美国“有约定”：美国的技术和零件不能变相流入伊朗。那么，美国就会以国内法及双方的“事先约定”来制裁这家俄罗斯公司了！制裁的方式自然包括不再和俄罗斯这家企业做生意，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封掉美元账户等。另外，如果俄罗斯这家公司有国际上认可的“欺诈行为”的话，如果相关责任人在美国“够得到”的范围内，美国很可能会毫不手软的予以“拘捕”。
美国曾经在一个极其敏感的时间节点上“拘捕”过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卡恩，尽管卡恩的身份特殊，但因为美国认为卡恩违反了美国的国内法。所以，美国动手了。而动手时，恰逢卡恩要回法国参加大选。显然，这是一起具有政治意味的司法事件。这与中兴和华为的事件有点相似之处。
由于美国的“非传统国家”性质，所以，美国的“安全观”较之其他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且忧患意识更甚。所以，除了传统安全外，技术安全、金融安全、价值观安全都是美国的保护重点。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美国的“领先地位”。至于如何确保，当然是依靠战略战术（也可以叫阴谋诡计）。比如，为了确保经济安全，巧妙的通过“广场协议”打压了日本的经济扩张（于日本的自身发展模式也有关）。通过冷战，解除了苏联在意识形态和传统安全方面对美国的威胁。显然，美国现在正准备确保它的技术优势和价值观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