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疫情，绝大多数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严苛的居家禁足政策，这是正确的应对吗？主流媒体与民众共识大都如此认为？
近日，RealClearPolitics网站发表了一篇作者为伊农·魏斯的文章，对此政策进行了批判；由于特斯拉创始人Elon Musk在推特上推广了这篇文章，它获得了很大的曝光。笔者认为文章的另类视角有一定意义，因此编译供读者参考。
对有缺陷模型的依赖
面对这种新型的病毒，最初应对的国家进行了严苛的封锁。学术界使用有缺陷的信息建立了有缺陷的模型。各国领导人依赖这些有缺陷的模型。不同的观点被压制。媒体煽动火上浇油。整个世界陷入了恐慌。
我们应对新冠疫情的封锁政策也许最终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非受迫性失误。所有的西方国家（除了一个之外），都未能摆脱群体迷思（groupthink）；这样巨大的错误将来注定会成为无数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课题。
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对大多数65岁以下的人来说，新冠病毒的感染致死率大致与疫情期间每天开车13到101英里的风险相当。这个结论来自于2020年4月5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John Ioannidis等三位学者发表的论文（链接见文末）。即使是采用保守的估计，新冠死亡风险与正常年份的基础死亡率也差得不多或者更低（下图）。
然而，数十亿的健康年轻人被拘禁在家中，癌症筛查这样的例行健康检查被中断，失业率达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造成这些的居然是这个50岁以下健康人群生存率超过99.99%的病毒。
纽约市的感染率已经超过25%，然而45以下99.98%的人都幸存，这和正常时段的普通事故引起的死亡规模不相上下。
当然，支持大规模封锁的关键说法是，如果没有进行封锁，事情会变得更糟。瑞典从未关闭边界、中小学、餐馆和商店，从未强制戴口罩，但是瑞典60岁以下人口中的99.998%都仍幸存，他们的医院也从未不堪重负。
但是为什么我们把人口中大多数绝不会有显著风险的人拘禁在家？这带来哪些连带损害？这正是这篇文章要探索的主题。
专家们最初的做法是有分寸的
二月初，世卫组织声明说旅行禁令是不必要的。二月17日，也就是美国首个禁足令发布前一个月，安东尼·福奇博士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的威胁微乎其微（“minuscule”）。三月初，美国联邦医务总监说“口罩对防止大众感染新冠病毒效果不显著”。迟至三月9日，也就是意大利实施禁足令那天，福奇博士并不鼓励取消“大型集会”，“即使是在有社区传染的地方”，他认为可以“自行决定”（“a judgment call”）。NBA赛事仍然继续进行。
那我们是怎么从这样有分寸的做法一夜间就转变为把97%的美国人拘禁在家的呢？
有缺陷的假设和有缺陷的模型
由于早期的数字问题，导致很多科学家以为被感染病人中2%到5%的人会死亡。这个比例现在看是高估了十倍。流行病学术界做这种无比夸张的世界末日式预测已有很多先例。
伦敦帝国学院的流行病学家Neil Ferguson在三月16日发布的报告，被认为是导致英国禁足令的直接原因。英国的禁足令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大封锁。然而，Ferguson的模型现在已经被很多人质疑。他在三月份承认，模型是使用的十多年前的代码，原来是用来预测别的疾病的；虽然有很多人请求他公布代码，但他拖到报告发布六周之后才公布，而且是做了大量的修改。很多人评论，“完全不可靠、到处是bug”，“谁的模型代码写成这样在工业界立马会被开除”。
Ferguson在2005年预测全球可能会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于禽流感；这15年来总死亡人数是455。他在2009年预测英国会有六万五千人死于猪流感；最终数字是392。现在，他预测五十万英国人会死于新冠病毒。他的论文也研究了美国，预测将会有超过两百万人死亡，这被人们用来论证必须得把几乎整个国家封锁起来。Ferguson博士是一位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化人物，同时也是位悲剧人物。他在三月17日给英国高层做报告讲述封锁政策的必要性，很有可能是后来包括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内多位高官感染新冠病毒的原因，因为一天后他确诊感染了病毒。五月初，他由于违反自己的禁令与已婚女士秘密约会被媒体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不过，我并不想把责任都怪罪到Ferguson这样的人头上。如果你是一个锤子，那么什么看起来都会像钉子。我要责怪的是那些政府领导人，他们没有做到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没有能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政客们声称封锁是死亡数字低的原因
如果政客们强迫民众隔离而后又承认这是个巨大的政策失误的话，他们会显得异常难堪。所以对他们来说，更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声称死亡率低是由于封锁政策。你看，成功了！
不巧的是，好几个棘刺能戳破这种说辞。最大的就是瑞典，西方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封锁的国家。瑞典从未关闭边界、餐馆、商店和中小学。唯一的法令是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
美国最著名的新冠预测模型来自于IHME（华盛顿大学健康数据与评估研究所），白宫也经常引用它。由于IHME模型考虑了禁足令与社交距离等等因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对瑞典的评估。下图是五月3日IHME对瑞典的预测，红色虚线是预测，黑色曲线是实际数字。模型预测如果瑞典不实施更严格的社交距离政策的话，到第11天死亡数字会达到每天2800人，最终会有七万五千人死亡。
注意，这并不是复杂的长期预测；这是根据几个月的数据预测下两个星期的情况。结果如何呢，瑞典的日死亡峰值比基线预测低75%，比最坏情形低96%。
我们再来看看，瑞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也发表过一个模型。如果瑞典采信了这个模型，它也可能会改弦更张像英国那样进行封锁。所幸瑞典没有退让。根据Uppsala University的模型（见下图），如果瑞典继续它的宽松政策，那么一个月内会有九万人死亡，事实数字是3500。
除了死亡人数，还有许多关于医院容量的世界末日式的预测，这些模型也是严重夸张了。三月29日，哥伦比亚大学预测纽约市需要十三万六千个病床。最终，这个数字从来没有超过一万两千。在峰值，纽约市仍然有六分之一的病床和十分之一的ICU病床空余。在纽约市和瑞典，医疗资源都足够。
瑞典的数字远远低于很多模型的预测，尽管它的短期数字比挪威、芬兰和丹麦难堪，但好过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瑞典也很可能会受益于长期的群体免疫效果，经济恢复更快，并且在封锁引发的连带损害中死亡更少。
政客们无视那些与自己模型相悖的证据
另一种说法是我们在早期无法很好的预测后果，所以即使封锁不是必要的，在早期由于信息缺乏还是应该保险起见实施封锁政策。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三月份意大利令人惊悚的数字在全世界引发了最早一波恐慌；然而到三月17日，人们都已经了解意大利的死者年龄中位数是80.5岁，而且30岁以下的死亡案例一个都没有。并且，人们已经知道死者中99%都有其它基础疾病。
依据这些信息，更理性的政策应该是封禁养老院等高危区域，而不对年轻健康人群进行过于严格的限制，这样才能更快建立起免疫屏障。然而，我们做的截然相反，我们强制养老院接纳正在康复期的病人，同时把年轻人封锁得死死的。
我们现在得到的结果是像加州圣塔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即硅谷地区）这样，禁足令已经进入第三个月，医院为新冠病人准备的容量利用率不到2%，呼吸机上一个人也没有。同时有两百万人基本上软禁在家。这里有些医院不得不将医生护士的工资降低20%以避免破产，这真是对我们这种毫无理性政策的巨大讽刺。
当然，一直都有人为我们敲响警铃。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John P.A. Ioannidis就是其中一位。在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上他是被引用最多的100位科学家之一。在最关键的三月17日那天，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即将失控？面对新冠，我们的决策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持”。但这篇文章乏人问津。主流媒体对另类观点毫无兴趣。于是，整个世界走向了人造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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