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起北岳恒山，论到此山渊源，学过地理的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答案：北岳恒山位于山西浑源！不光我们市井百姓这样认为，还包括许多熟知的文人墨客。如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描述的情节——令狐冲返回北岳恒山时途径悬空寺，而悬空寺恰好位于山西浑源北岳恒山山腰。当然如果说令狐冲本人及恒山派众尼姑是历史真人真事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会从曲阳县登上大茂山，因为清朝之前北岳恒山根本就不在山西浑源，而是河北省大茂山！
大茂山、北岳庙、恒山郡，当我们将这三个孤立的名词联系起来，北岳恒山的演变史便会一目了然。初见“古北岳大茂山”的牌匾是在京石高速上，不禁会让人产生此地或许为旅游而沾北岳之名气的嫌疑；北岳庙位于曲阳县城中，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在这里祭祀北岳；恒山郡不正是正定县古称嘛，恒山—常山、真定—正定，这些名称变更对于河北人来说不会陌生。
如果想刨根问底，各种历史资料都会介绍道：“自秦汉至明末，统治者祭祀北岳一直在河北省大茂山，公元1660年清初顺治年间才易地安置到山西浑源”。至于其中理由便开始众说纷纭了。
在了解北岳改祀的来龙去脉前，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概念——这座山为什么叫做“恒山”！
恒山是因为座落在恒山郡这一地理区域所以得名。汉代恒山郡的治所在石家庄市东古城村，即现在的东垣古城遗址，在南北朝时期才迁到滹沱河北岸的正定县城。当然东古城的郡所是由元氏县迁过来的，所以常山赵子龙才有元氏、正定两个祖籍…。
曲阳县在汉代属于恒山郡（常山郡）的管辖范围，我们知道一个地名被冠以“阴阳”，全看城市处于山水间的方位。曲阳取“北岳恒山曲折处之阳面”而命名，即曲阳县位于大茂山的南面。
很显然，恒山郡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取“恒”的同义字“常”替代，改“恒山郡”为“常山郡”。这跟后来的避讳雍正胤禛，改“真定”为“正定”一个道理。但是“恒山”山名貌似并没有受到皇帝姓名避讳的影响，名称自古不变，一直沿用至今。
二
说起北岳恒山，为何改祀于浑源。自明朝中后期就争执不断。恒山易地的原因主要有：北岳恒山方位说，宋失云州改祀说，庙山相距甚远说，河北破坏严重说…，这些说法看起来言辞凿凿，要是仔细咀嚼琢磨，实则漏洞颇多。
首先关于五岳的方位问题，之所以称其为北岳，是按照中原即洛阳一带来说的。古人们认为洛阳居华夏之中，这里北至燕山、东到大海、南抵江南、西达拢右的距离差不多。以中原为中心设五岳。然而到辽宋金元时期，由于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并强势入主华北，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向北京偏移。这样一来，无论是河北曲阳还是山西浑源，皆位于首都以南。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先生为此做《北岳辩》：“都邑无常，而五岳有定”。若单独对元明清首都北京而言，北岳已经失去方位意义。
其次有关“宋失云州，始祭恒山于曲阳”说，1502年以兵部尚书马文升为代表的官员抛出的论断其实有些片面。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后（辽实际控制燕云十四州+易州即易县），与北宋订立澶渊之盟。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宋朝不索取易州，契丹不讨回莫州、瀛洲（任丘、河间）。涞源县城是拒马源头，城中的拒马河是白沟河的上游。故今保定涞源被一分为二，北属契丹南属宋。出涞源城走207国道过白石山后，走马驿和倒马关交汇处西南群山就是大茂山的藏身处。涞源可以算是游牧民族南下的中转站，从大同或宣府过来的骑兵从涞源城向东过紫荆关、向南闯倒马关，便能践踏华北平原。因此宋朝不可能嫌大同地区不放心，从而把北岳迁到宋辽边界交通要冲附近位置。
再次，“庙山相距甚远说”，确实北岳庙距离古恒山要远于其他四岳和庙的距离。从卫星地图上便能看到，岱庙、西岳庙、中岳庙、南岳庙基本上紧挨着山脚，直线不过5公里左右。其实造成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中国地形地势引起的。北岳所在的太行山系是第二阶梯向第一阶梯过渡的山脉。太行山以西以北，地形以高原高地为主，另一侧以平地平原为主。从曲阳过涞源到蔚县，从南到北近150公里穿过太行山。南侧山脉低缓、北侧高耸。曲阳城海拔89米左右，古北岳大茂山海拔1898米。是经过50余公里的山路缓慢升上去的。而华山、泰山、嵩山、衡山基本上属于平地起大山，给人一种尤为峻峭之感，这兴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一览众山小”的感慨吧。由此可以得出，五岳设庙俱在山脚，或远或近，没有本质分别。
三
最后也是最主流的河北战争破坏严重说…，河北从地理上来说基本上是最接近游牧、渔猎民族的传统汉地，又恰好介于京师和中原间，逢乱世兵燹不断。太行山另一侧的三晋大地得益于高山大河的阻隔，并不利于游牧民族骑兵大规模作战。因此，满洲铁骑劫掠河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方案，这里的人口财富已经足够他们享用，除了1635年后金打败蒙古林丹汗借道蒙古劫掠晋北外。山西其余的年份相对于河北、山东来说显得非常平安，然而一个集团的出现打坏了这种局面。
李自成的大顺军在1643年汝州之战中歼灭明军在帝国腹心的主力，在此之前的1642年松锦会战，明朝13万精锐在辽东被建州女真全歼，两场惨败使得明军在中国北方已经彻底丧失战场主动权。在明朝灭亡的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后，取道山西进攻北京。明政府一面召唤吴三桂关宁铁骑火速进京勤王（这支部队一直举步维艰），一面号令山西总兵周遇吉组建山西防线（这支部队苦于无兵线支援）。
李自成起义军呈“星火可燎原”之势逐渐壮大，此刻已经拥有100万之众。湖广行省内长江以北的襄阳、荆州、德安、奉天四府，河南以洛阳为中心的西部，陕西省全境全都被大顺军攻占。大顺军采用机动性游走作战方针，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往往能集中大量兵力的优势将明军尽歼。当李自成基本割占北方的半壁江山时，大顺军的军事策略似乎发生了改变。
大顺军攻陷太原后，本来应该顺路向东出固关—井陉—真定—保定后进逼北京（反倒是山海关之战，大顺军大撤退时仓促走的这条返程路）。这绝对是条快捷之旅，因为屡遭满清侵袭，当时京畿地区也不足为虑，起义军反而对盘旋在头顶上的宣大地区心有余悸。
大顺军计划攻灭北方的宣大，彻底消灭明朝的援军。李自成率50万大军北上克忻州，周遇吉自知不能敌，撤掉防线退守代州。代州失守后，明军没有选择出雁门关北上与大同府的守卫军汇合阻挡农民军，而是后退至代州西南方向的宁武以避闯军锋芒。闯军尾随而至，下“五日攻宁武不下便屠城”令，明军退无可退，决定以死殉国。
双方展开残酷的宁武关之战，城池被火炮攻破后又展开巷战，5000余明军无一人投降，全部阵亡，击毙击伤李自成部7万余人。《明季北略》记载，城破之后，农民军“遂屠宁武，婴幼不遗”，百姓被杀者甚众。
宁武关大捷后，大同总兵姜瓖直接选择投降。随后，宣化、居庸关…纷纷递交降表。后来人们有些不解，周遇吉为何不北上与宣大明军精锐会师呢，可能是对那些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们彻底绝望了吧。山西北部总算是躲开了这次战火，可历史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为5年以后的大毁灭积攒能量罢了。
四
闯军势大我从贼，清军势大我从虏。这正是大部分明朝军官的真实写照。姜瓖先投降李自成，李自成山海关败退后，又投降满清，后反清复明，像这种反反复复的军人在明清之际不胜枚举。
李自成原计划杀了他，幸亏部下张天琳劝说。李自成突然接受这么大个帝国，顿感有些捉肘见禁，以前对明朝官吏的高压政策显然已经行不通了。所以他表示既往不咎，依然委任这批明朝官吏就职。李自成溃败后，姜又杀掉这位张姓救命恩人，归顺大清。因此怎么看这人都不像是君子所为。
满清是打着“替明朝报仇”的口号入关的，刚开始假惺惺地并没有露出狰狞面目。大同军官误判形势，认为满人入关还和前几次一样，杀人越货完就会返回辽东。所以一开始便策划拥立明朝宗室，等揣摩到满洲贵族的本意后，姜瓖便开始请辞，望得到清庭宽宥。多尔衮虚情假意的宽慰他。
汉奸没有回头路，既然做了就要做绝。为了表明对清朝的忠贞，大同府配合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的大军经陕北讨伐大顺军。大同府士兵相当卖命，奋力攻打盘踞在榆林的大顺军高一功部。正是有了大同兵的争先恐后，清朝北线主力才得以直取西安。
像我等利下赫赫战功却不为满清倚重，大同官兵内心的愤懑与日俱增。后来的历史记录都说这些人不满清庭崇满抑汉的政策。所以才举起反清复明等民族大义的旗帜。当时的汉族士绅是这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吗？1644年南明尚有半壁江山时，对这些留辫子、穿旗装的人颇为不屑。时隔五年到了1649年南明局势暗淡行将覆灭时，听到这些投降汉官反叛清庭的时候，简直是柳暗花明。又夸赞这些人物弃暗投明。
其实很多所谓的“民族大义”都是被冠以，各有各的方向和目的。大同反清复明是为了权益而自保。在明朝，至少可以名义上尊奉崇祯，私下里可是拥兵自重。到了“私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的清朝，想与满洲皇帝同享天下，怎么会有这种美事儿呢？暂时许以高官厚禄不过是为了贯彻我大清“以汉治汉、分而治之”的既定方针。
清庭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尤其是河北山东两省总是反叛。弄得清朝统治者心神不宁，甚至满洲人都有退出北京、返回辽东的念头，然而那些降服汉人跪哭哀求，表示不费清庭一兵一卒，我等效犬马之劳代为平定天下。满洲贵族和反动汉族权贵其实利益是绑在一起的，这些人明白，少了满清王朝的庇护，汉族反抗武装会把他们挫骨扬灰。所以这就能解释“吴三桂昆明勒死永乐帝，尚可喜、耿继茂屠戮广州”这些骇人之举了。所以这些贰臣都是被逼着反叛的，他们要是反抗清庭早就反了，何必等到满清基本安定的时候。清庭的种种政策，三藩变成三叛也是早晚的事情。
满清在1645年击溃大顺军、击灭弘光帝以后开始自嗨，摄政王下令给明朝百姓两个选择：要么剃头、要么砍头。对于这一歧视政策，开明的满洲人并不赞同，反而劝多尔衮收回成命，理由是天下初定不宜过猛。然而此时满清政府已经把是否剃头作为归顺清朝的象征，这等于直接把江南已经愿意为满清朝廷服务的汉族士绅逼反，随后清军在江南各地展开疯狂的杀戮输出。满清入关后的屠城其实离不开汉族叛降军队的加入，这些沾满本民族鲜血的刽子手是不会不明白的。无奈的是，有兵权，清庭不开心；交兵权，早晚是个死。还不如趁着有兵权反了他。
清庭所俱者，大同官兵也。面对近在咫尺的起义军，清庭惶恐不安。大同扼“陕蒙晋冀”四省之咽喉，属于燕云十六州之云州，隶属于明朝九边重镇。作为对抗蒙古的前线，城池极为坚固。所以清政府数次加以劝降，只要痛改前非，便待遇从前。怎奈开弓没有回头箭，于是清廷抽调华北主力开始狠攻。大同的反正几乎带动山西全境，另有河北、山东、陕西大部响应，这变相的又给“四顺王——吴、尚、耿、孔等人建功立业、大显神威立下机会，后来大同将领杨振威杀姜瓖及族人后献城。
阿济格非常反感这些反复反叛的军人，索性就把叛降的和抵抗的全部杀完了事。清政府有感于与北地汉民之间的难以协和，河北、山东反抗声此起彼伏。其实满洲在1644年绝对想不到会以中国统治者的面目登上中国舞台。一个只有数十万半奴隶、半封建的小部落怎么能够征服人口上亿且文明高度繁荣的大帝国呢。皇太极他们没有这么远大的想过，因此对敌方百姓就不必客气了，数次入关作战一路砍杀，并给明朝军民留下“各官免送”耻辱性的牌匾。这些京畿地区的百姓亲眼目睹国破家亡的惨剧，因此对异族统治基本恨之入骨。清朝一明白，不经过大流血看来是不行了，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让反抗者全部去死，那些顺从者的后代自然会忘却。
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在不久于人世时，戾气大增、杀意四起，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旨：将大同、朔州、浑源等三角区域的晋北地区百姓杀个干净。经此大屠后，清庭派人统计，共有5名关在牢房的重刑犯躲过屠杀，因为没了苦主（所有相关人都没了），不知道该怎么起叛了。数年后这里依然是累累白骨，许多从内蒙到太原的人们经过这里，见到猫猫狗狗叼着人类的骸骨在那里摇尾乞怜，真是不胜凄惨…
屠杀这种事情为文明社会所不容，故各交战国都会刻意遮掩杀害军民的行为。可古代人和现代人观念有较大差异，所谓“屠杀用于威慑”，这些异族统治者不但不会恶意隐瞒反而还要极力宣传。满洲（建奴）以劫掠起家，努尔哈赤更擅长此道。他将掳掠的辽东汉人顺从忠诚的培养成奴隶，配合满洲骑兵去掠夺很多的财富。抵抗的往往只杀剩一个人，然后割下一只耳朵，送他回明朝传信：要么纳贡、要么被抢。明朝当然不会妥协，所以双方在辽东厮杀了25年之久，直到明朝覆亡、吴三桂献降。
救百姓于水火、还社稷以太平！这些外族入侵者、内部反叛者往往打着这种美好的口号起事。伴随而来的便是厮杀劫掠，尸横遍野。那些来回摇摆并最终选择忠于前朝的人民，终会感叹，悔之晚矣。
由此可见，河北战争破坏严重故而迁址山西说，自然是站不住脚了。
五
至于北岳恒山易地改选的原因，目前仍没有权威著述给出确凿的答案。如果硬要归纳一下的话，“人文环境的变迁”可能最大吧。
历史上伴随北方外族的入侵，中原百姓有过数次大规模南迁，如果我们以植物的生长步骤用来描述中原文明传播过程的话。
永嘉之乱造成的“衣冠南渡”将中原文明的火种播撒到江南的土地中；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爆发时，汉文明的树苗已经成株；两宋之际的靖康之耻时，植株已经开花；明朝时期已结果。
安史之乱几乎是分水岭，杂胡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祸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五省。大动乱造成大批量中原百姓避难到江南、湖广、两广、川蜀等地区。从此之后，南北方地位彻底失衡，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全面超越北方。
靖康之耻的推波助澜，加上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在中国北方进行的相互攻伐战。长安、洛阳已经不复当年风采，北京作为游牧民族的都城开始崛起，然后揭开南京与北京的正统之争。
1928年国民党将北京改为“北平”，并迁都南京。其实是有非常特殊的文化寓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晋、宋齐梁陈5个朝代定都建康，南京已经担当起“汉族复兴地”的使命，古代克复中原等北伐战争基本都是从这里出发。恒温、刘裕父子、朱元璋皆如此，甚至太平天国定都于此，皆有与胡人划清界限、彰显华夏正统之意。即使南宋赵构嫌这里守着长江，离金人太近，而定都杭州，依然要把南京定为陪都。明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照旧留有六部。可见南京在当时汉人心中近乎神圣的地位。
在江南气候湿润、风情万种，填词谱曲、吟诗作赋，岂不快活？为何要去边塞与索虏同处？面对国土沦丧，君臣痛惜一顿，接着苟活取乐而已。
除了东晋末期权臣刘裕一举攻克长安、洛阳，收复山东大部外，余下的南朝基本在领土方面毫无建树。尽管刘裕取得不世之功，但依旧未能涉足河北领域。以时间计，从公元1年开始，到1912年清帝退位，汉胡各统治河北一半时间。长期的割裂造成文化的分野。胡人节度使的一度叛乱，使“汉胡不两立，异族心必异”等华夷之辨的风气占据高地。
请问诸位在北京、大同见过宋朝建筑、碑刻等遗物吗？要是见着就真见鬼了！五代割让燕云后，河北中北部、河套地区、河西走廊，两宋320余年均未收复。像汉朝那样经营西域、封狼居胥的雄途对此时的君臣来说不过是个遥不可及的前世幻想。西北大门关闭后，汉族政权势力400余年未与西方沟通。以至于很多欧洲人都以为中国已经是契丹、女真统治下的蛮族国家。宋朝经济的繁荣、文明的昌盛，更多的只是后来读史人对她的惋惜和追忆。
半壁江山的南宋已经对上述苦寒之地失去兴趣，恐战、避战，万不得已而战也是为了议和。明朝虽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实际疆域仍限于从辽东到甘肃的明长城内，对西域等不毛之地毫无兴致。80年后的土木堡之变，蒙古瓦剌部直逼京师。留守北京的大臣主张南京避难，于谦言南迁者斩，并成功指挥了北京保卫战。明朝在定都北京的朱高炽、朱由检时期，君臣皆有南迁之意。明仁宗即位八个月就崩了，计划未来得及实行。崇祯末期订下“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与后金议和，并打算南迁，不料计划泄露，也未能实施。
南明弘光政权时，史可法等人推行“联虏平寇”的方针，希望借建虏之手除掉流寇。面对华北民众望“王师北上”的呼声，南明朝廷认为进军华北可能会破坏双方和议，为清军落下南下江南的口实。他们借用“端平入洛”的典故，认为冒犯并激怒建虏，可能会重蹈女真灭北宋、蒙古灭南宋的覆辙。
南明未向北方派出一名士兵，反而整出一批北使团。愿意割让北方领土，明清划江而治，约为兄弟之国。但满清未予理睬，还斩杀了使者。并告诫南明，做好引颈受戮的准备。清朝入关后虽善待前朝官员，并表示要将李自成起义军斩草除根，同时拜祭明朝皇陵。给了不少明朝官民清军友好的错觉，清朝只是以此告诫天下，清朝已经代替明朝而立。不接受大清统治就是谋大逆。史可法显然没明白清朝心思，还觍着脸派江北四镇协助清军剿杀起义军，从而替先帝复仇。最后落得民族英雄困守扬州，80万军民为弘光殉葬的下场。
有关山西大同等地的反清复明，偏安于云贵的永历朝廷只听说大同反清了，究竟怎么起事的、如何结尾的，就完全不清楚前因后果了。
事已至此，北方故土都可以不要，北岳不北岳的，还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