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的“把关人”“瞭望者”，具有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和娱乐功能。
但随着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第五媒体”——新媒体迅速成为信息主战场，人人都是信息制造者，这些信息依托新媒体平台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快速传播。在疫情肆虐的重压下，在民众内心焦虑且信息过载、西方媒体虎视眈眈甚至恶意抹黑的情况下，虚假信息、造谣信息层出不凶，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需要媒体加强信息甄别、求证、引导，将疫情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及时地传递给公众，发挥好媒体“瞭望者”“把关人”的作用，做好环境监测、舆情监督。
但实际上，疫情期间我国媒体并未很好发挥环境监测功能，主要有三点表现。
第一，媒体的“瞭望哨”吹得太晚，早期介入不足，导致舆论被动。新冠肺炎直到钟南山院士说出“存在人传人”后才广为人知，但此前虽然武汉医院内部早发现“不明肺炎”，但受制于政治宣传需要，媒体未向大众及时传递新冠肺炎的真实情况。
第二，媒体发布的信息甄别、核实不过关，未能正确引导群众。如《新华视点》《人民日报》1月31日发出的“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消息，导致全网双黄连两小时内售罄、群众线下扎堆排队抢购。更有媒体未经核实发布错误新闻引发舆论，如中国新闻网发布的《湖北武汉迎来降雪》组图稿中，错称山东寿光的雪地为武汉雪景。虽然这些媒体事后及时进行了更正与致歉，但其引发的社会舆论、现实影响并没有因此消除，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
新华视点首发“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图片来源@新华视点）
人民日报随后也发布“双黄连可抑制新冠病毒”（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紧急发文喊停（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新闻网更正微博（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第三，媒体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不到位。逐渐发酵后迅速膨胀的“方方日记”不仅在国内制造了一股恐慌，还给西方媒体送去了“中国政府隐瞒武汉实情”的“把柄”。这不仅不利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而且危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话语权，让中国外交“难上加难”。
事实上，疫情期间媒体的“失职”反映着中国媒体的“一贯作风”——弱化环境监测功能，过度强调社会协调功能、文娱功能。过多宣传正能量、营造欣欣向荣的氛围，压制负面信息，亦或负面信息正向宣传。
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媒体内宣有余、外宣不足的问题。要知道国际环境中本就存在很多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存在着错误偏见，甚至是恶意揣测。且不说以往发生的夸大中国问题、鼓吹“中国威胁论”等报道，就疫情期间而言，部分西方媒体“泼污水”的行为更是变本加厉，“武汉病毒”这类抹黑性报道数不胜数。但由于我国媒体早期疫情信息“吹哨”不及时、后期舆情走偏未及时引导，导致对外宣传丧失主动权，并由此引发了外交被动等诸多困境。
这些不足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发挥不到位。归根到底，是媒体未牢固“以人为本”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媒体环境监测、舆情监督之所以存在，为的就是对人民大众追求真相的尊重和交代，澄清公众的疑虑，增加公众信任，化解社会的不满。
因此，媒体必须坚定以人民利益、社会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更应该与时俱进、转变传统的传播思维，不能再像传统传播模式下那样过度强调社会协调功能，更重要的是发挥好环境监测功能，对内、对外及时传递客观事实，引导、监督国内外舆情。同时，还要培养对外宣传工作者、不断提高对外传播工作、创建对外传播舆情监测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