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驻澳大利亚特派记者 刘天亮
4月29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在下个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前，他将继续推进对新型冠状病毒起源及世卫组织对大流行应对方式的国际调查。
莫里森说，澳大利亚的呼吁没有针对性，是基于常识，是独立意见，符合澳大利亚和全世界的利益。世界希望进行独立评估是完全合理和明智的。
这不是莫里森第一次就这个问题表态，此前他曾提议赋予世卫组织类似武器调查员那样进入某个国家独立调查的权力。近两周以来，莫里森政府的内阁成员如外交部长佩恩、内务部长达顿、卫生部长亨特、国库部长弗莱登伯格，以及反对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影子外交部长黄英贤等人，也密集表态，并点明之所以要进行国际独立调查是怀疑中国疫情处置和信息发布的透明度有问题。尽管中方多次表达反对和抗议，但澳大利亚的立场看上去十分坚定，甚至不惜恶化中澳关系。
对疫情起源问题进行独立调查，为什么突然变身为澳大利亚的头号政治议题呢？
对中国疫情信息透明度的说法“急拐弯”
对中国疫情信息透明度问题开第一炮的，是澳大利亚内务部长达顿。4月16日，达顿接受天空新闻（Sky News）采访时表示，有报告称中国在疫情初期曾停飞武汉的国内航班，但未停飞国际航班，中国共产党应该提高“透明度”。4月17日，达顿再次接受9号新闻台采访，声称美方已经掌握一些关于病毒源头和传播路径的材料，中国应该就病毒起源和爆发做出解释，提高透明度。60多名死于该病毒的澳大利亚人的家人，有权知道答案。
4月19日，澳外交部长佩恩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也对中国的透明度表示高度关切。她说，新冠病毒源于武汉这点“很清楚”，国际社会应设立独立机制对疫情起源和传播展开调查。鉴于对其独立性的担忧，世卫组织应该被排除在外。采访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主持人上来就问：“你希望中国回答什么问题？”佩恩指出关键问题在于透明度。当天，澳卫生部长亨特在记者会附和了佩恩的呼吁。
4月21日，澳总理莫里森也开始谈论国际调查问题，但他表示这不是要批评谁，而是为了国际公共利益。4月22日，佩恩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文章，对之前的说法做了一些修正，声称调查不是为了针对某个国家，而是为了提升国际社会应对未来挑战的信心和能力。不过，她重复了新冠病毒始于中国武汉的说法。
莫里森政府对中国疫情信息“透明度”的密集批评，也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响应。看上去，澳大利亚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高度一致的。然而，把时针往回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同一个人对于中国疫情信息透明度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疫情爆发之初，澳大利亚政府曾高度评价中国的透明度。1月29日，莫里森在记者会上对中国政府抗击疫情所展示的透明以及在武汉撤侨方面给与的帮助表示感谢。同一天，佩恩在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对中方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公开、透明地与国际社会及时分享信息、积极开展沟通表示赞赏。此后，佩恩也多次点赞中国的信息分享以及中国同其他国家和世卫组织的合作。
可见，澳大利亚突然轮番攻击中国的疫情信息透明度，并不是固有想法，至少一开始并非如此。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客的突然转弯，让澳大利亚自己的医疗专家都有点跟不上。4月3日，澳首席医疗官墨菲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中国的信息透明度问题，他不仅对中国的抗疫成效表示肯定，而且认为中国数据很透明。4月17日，在达顿抛出这个议题后，澳卫生部副首席医疗官凯利依然认为，中国对世卫组织展现了透明度，还说中方早期提供的数据对澳方有很大的帮助。
被质疑提出这一政治议程是为了“取悦美国”
莫里森政府的集体转弯，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什么不为公众所知的情报吗？
从媒体报道和公开表态来看，澳方有点讳莫如深。除了达顿，其他人似乎并未提出具体说明。有人暗示了一些旁证，比如，亨特提到世卫组织批评对中国的旅行禁令，而事后证明澳大利亚是正确的。言下之意是世卫组织站在了中国一边，或者是中国隐瞒了信息。然而，这种指责本身属于事后诸葛亮，是拿现在疫情的大爆发来反对当时的决策。至少，仅凭这一点，理由根本是不充分的。
另外，中国不同意病毒起源于武汉的说法，在澳大利亚似乎也被广泛地视为一种辩解。澳大利亚政客不断地说这是常识，似乎是说中国违反常识背后存在着什么猫腻。其实，中方只是认为，新冠病毒最先在武汉被发现并报告，不意味着武汉就是当然的发源地，这个问题需要交给科学家来研究并查证。公平地讲，在尚未有科学结论之前，不要轻下定论，这也是常识。
那么，达顿根据美国的未公开报告讨要一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澳大利亚作为“五眼联盟”成员，和美国之间情报共享，他更相信美国的信息也算情有可原。问题是，达顿自己接受采访时承认，他并没有看过这份文件。
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却一口咬定中国的透明度有问题，不得不说澳大利亚与正常的外交行为偏离得有点远。难怪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批评达顿的行为是鹦鹉学舌，是追随美国某些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击。
其实，不只是中方有这样的感受，澳大利亚也有人质疑莫里森政府在玩“指责游戏”。4月23日，前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约翰·麦卡锡在《金融评论报》发表文章，澳大利亚率先推动国际调查，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麦卡锡说：“当我们提出这种想法时，国外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取悦华盛顿，或者更糟，那就是我们的想法和特朗普一样。这两种假设都不会给我们带来国际尊重。”
澳大利亚FMG集团董事长安德鲁·弗里斯特29日也指出，在全球范围调查新型冠状病毒问题，不能只盯着中国。弗里斯特表示，莫里森不应该急于调查中国在疫情中的角色，这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议程绑在一起。澳大利亚不应该挑选谁是好朋友，而是和大家都成为好朋友。
是关注国际疫情走势还是针对中国
和以往对中国的激烈口头批评指责不同，澳大利亚这次更进一步，还主动和美国、法国、德国、新西兰等盟友沟通，寻求他们的支持。4月17日，达顿挑起这个问题，4月22日，澳媒就报道莫里森与多国元首通话，商讨国际疫情调查。行动如此迅速，让人很难相信澳大利亚没有在针对某一个国家。
走到这一步，之前也毫不避讳地批评中国的透明度问题，可澳大利亚还试图撇清嫌疑，声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认为调查是针对自己，澳大利亚只是为了防止疫情再一次卷土重来。
果真如此吗？不妨看看澳大利亚中意的国际独立调查，到底是采取什么方式。澳大利亚提出了两种调查路径，一种是佩恩率先提出的，由澳大利亚、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领导调查，但把世卫组织排斥在外。还有一种是莫里森提出来的，赋予世卫组织类似国际武器检察员那样的权力，可以不经审批直接进入某个国家调查疫情。达顿后来为这个方案打了个补丁，他说，如果世卫权限扩大，总干事谭德赛应该辞职走人。两个方案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应由西方国家掌握调查领导权，当前的世卫组织不值得信任。
这样的国际独立调查，强调了强制性，却没有考虑可行性。澳大利亚国际法专家唐·罗斯威尔挑明了说，没有中国的支持，世卫组织的改革面临会很大障碍，利用国际条约是更好的选择。据记者从堪培拉和北京方面了解到的信息，澳大利亚四处推销国际独立调查，但奇怪的是，从未和中国做过任何沟通。
这样的国际独立调查，对国际抗疫合作，也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帮助。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不久前，墨西哥发起了一项针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全球应对方案，获得了179个国家支持，并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而澳大利亚却不支持。澳大利亚影子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没解释为什么不支持这个方案，结果陷入“自我孤立”。如果（澳大利亚）总理和外交部长想把自己的方案付诸实施，就要避免和93%的国际社会格格不入。
如果说这个方案有什么优点，那就是它和美国对世卫组织和中国的指责高度契合，十分应景。说起疫情调查，澳大利亚自己的应对措施也难说完美。实际上，美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病例输入国，但澳大利亚迟迟没有对美国实施旅行禁令，直到美国突然宣布禁止盟友欧洲入境后，澳大利亚才出台禁止入境令。此外，“红宝石公主号”邮轮事件，也让人对澳大利亚的抗疫应对产生怀疑。该邮轮3月19日曾获准停靠悉尼港，在有乘客出现疑似症状的情况下，近2700名乘客未经核酸检测获准下船，最终引发超过600人感染，约占全国总病例数的10%，成为澳最大的单一病毒感染来源。事后，联邦边境部门和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互相指责。究竟该谁负责，澳方至今未给出什么调查结论。
在应对疫情方面如此缺乏现实感，就算澳大利亚有一天真能在国际疫情调查中发挥领导作用，恐怕也难以让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