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手下的任何一个臣子都比他有名？这绝对是错觉，宋仁宗是很多文人称赞都来不及的皇帝。
历史对宋仁宗的评价也很高，《宋史》如是说：“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
宋朝为何能享国三百余年？就在于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臣一心，施行仁政，培植了宋朝三百余年的根基。
后世文人士大夫为何会如此高度评价宋仁宗？难道仅仅在于一个“仁”字？不，更因为他们想让自己所处时代的皇帝变成“宋仁宗”。
《宋史·仁宗本纪》的精华就在最后的评语，也是文人士大夫之所以会纷纷高度评价宋仁宗的原因所在。
宋朝秉承“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宗旨，单单这一宗旨，宋朝就是后世无数士大夫做梦都想穿越回去的时代。
这一宗旨大大地提升了士大夫的地位，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让他们能够享受更多的资源。
宋仁宗则又是这一宗旨的坚决拥护者和实施者，让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享受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权力的游戏。
宋仁宗本纪的评语的最后一句话是：“《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意思是一个皇帝只要做到一个“仁”字就够了，剩下的都不用管，而宋仁宗可以说是无愧于这一点。
宋仁宗只要“仁”就够了，别的事交给别人去做，交给谁呢？那当然就是朝堂上那帮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
宋仁宗为何明明很想做事，却又显得“庸庸碌碌”？实际上原因就出在这了，他给了士大夫太多的自由和权力。
拿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来说，宋仁宗急急忙忙召范仲淹回京，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随后启动了新政。
可是等到新政开展了一段时间并且逐渐产生效果的时候，很多人跳出来诋毁范仲淹了，说他搞“朋党”。
这当然是借口，但是“老好人”宋仁宗耳根子软呀，他一听别人说范仲淹搞“朋党”就准备抛弃范仲淹了。当越来越多的人跳出来反对新政的时候，宋仁宗就跟纠结了，何苦为了一个范仲淹而去犯众怒？
于是宋仁宗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拆范仲淹的台了，但他也不明说，就任由反对派士大夫攻讦范仲淹。
范仲淹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宋仁宗肯定不会支持自己了，所以自己请求外放，离开京城避避风头。
那时候的宋仁宗，就像被一群士大夫怒气冲冲地架到了火堆上烤，他还拿他们完全没有一定办法。
再拿北宋中期的名将狄青来说，狄青立下了这么多功劳，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奖赏，最后结局还很凄凉。
为什么？因为士大夫要让他凄凉，那他就不得不凄凉，即便“老好人”宋仁宗心有不忍也改变不了。
狄青被调任枢密院枢密副使、枢密使，明着看是升官了，可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实际上是跌官了。
狄青被士大夫攻讦得有多凄凉？
他在家中养了一条狗，士大夫们都要抓着这一点构陷说他家的狗头生两角，将来一定会行谋逆之事。
发水灾了，狄青的府邸被水淹了，他搬去大相国寺暂住，士大夫也要说他居心不良，为何？大相国寺之所以叫大相国寺，是因为唐睿宗曾为相王并由相王而当上皇帝，所以赐名为大相国寺。
宋仁宗能怎么办呢？那只能用狄青来平息士大夫的怨气了，谁让他是武将，而不是士大夫呢？天生就比士大夫位卑。
后来狄青就被贬出汴京了，然后在陈州抑郁而终，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但死在了士大夫的嘴皮子下。
宋仁宗想要有点作为的时候，士大夫们就跳出来反对，他们一跳出来反对，宋仁宗就会低头认输。
这样的宋仁宗说他“庸庸碌碌”实际上并没有错，那句评价也没错，他真的就只做到了一个“仁”字。
除此之外，不论是他想做的事也好，是别人想做的事也罢，只要绝大多数士大夫站出来反对，那他就不会做。
这样的时代，士大夫们能不喜欢，能不梦寐以求？但是喜欢归喜欢，梦寐以求归梦寐以求，他们并没有生在那个时代。
所以，他们只好努力创造那样的时代，怎么创造？那就是不断地称赞宋仁宗，让后世的皇帝去学宋仁宗。
只要皇帝们学习宋仁宗的“仁”，只要皇帝们垂拱而治，将权力下放，那么天下就是士大夫的天下了。
宋仁宗“庸庸碌碌”是真，但说他手下的臣子都比他有名，那当然不是，他早就被塑造成了后世皇帝的楷模。
堂堂皇帝楷模，岂会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