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纯偶然发生的，背后都有其不为人知的酝酿和有诸多诱发因素。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就是这样情况。遵义会议背后有两双巨大的推手，两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渴望革命沿着正确道路前行的心，将遵义会议镌刻在历史深处。
湘江战役惨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目标在哪里？云里雾里没人能说得清楚。12月18日，在黎平城内，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黎平会议。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与博古（秦邦宪）、李德进行了火药味十足的争论，最后毛、洛、王的意见占了上风。否定了博古、李德继续西进的意见，博古、李德十分恼怒，红军高层中不团结的气息弥漫在每个人心上。洛甫陷入深深焦虑之中，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将一直持续下去，这样将万劫不复。他开始考虑更换军事领导人的问题。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伤病中的洛甫和王稼祥两幅担架在一片橘林树下休息，两个人头靠着头忧心忡忡进行了对话：
王稼祥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洛甫回答：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
王稼祥说：“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红军危局。”
这几句对话史称“橘林密谈”，给遵义会议定了核心内容。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
洛甫当时是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他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发起人，用他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而王稼祥的推波助澜，成了最后的“定型剂”。
耿飚对洛甫此举做了历史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王稼祥当晚就把洛甫的这个想法告诉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他又把这个想法透露给彭德怀，这个想法在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表示支持，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毛泽东也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交流，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
长征途中，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红军“最高三人团”，一个军事作战就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无暇顾及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把他们扔在一边。洛甫、王稼祥和毛泽东都分别因伤病而坐担架行军，王稼祥、洛甫和毛泽东都有分别交谈。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想法排斥毛泽东；相反，他与毛泽东经过深入接触了解后，关系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王稼祥回忆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博古在主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回避主观错误和责任，周恩来也做了副报告。博古让众人发表意见，大家似乎不好表什么态。毛泽东按捺不住，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洛甫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其他人也都纷纷表态不同意。洛甫做了“反报告”，旗帜鲜明批判了博古、李德错误指挥给红军造成的损失。会场上针尖对麦芒，两方对立形成严峻气息。
在这个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抱病的王稼祥旗帜鲜明，表态坚定，赞成和支持洛甫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强调“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提议把毛泽东增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指挥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赞同王稼祥的意见。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洛甫起草会议决议，由洛甫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多次谈到，“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毛泽东认为王稼祥是“有大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王稼祥多次在党和红军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为确立毛泽东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对王震说：“我国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曾说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他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1937年6月，王稼祥去苏联治疗伤病。这期间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和钦差大臣身份自居，公然要取代毛泽东的领导权。1938年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在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意见。批评了王明的错误行为，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全会。
在六中全会上，洛甫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洛甫虽然没有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会后却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毛泽东称洛甫是“明君”，叫他妻子刘英为“娘娘”。而高风亮节的洛甫则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洛、毛最高职务更换过程十分顺利。主要的因素就是张闻天没有个人野心和权欲；有的是全心全意为党工作，高尚品质、无私精神。
毛泽东曾对王震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说：“这是对我最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