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私人枪支，根据早前的统计数据，大约有2.5亿支。自然的，美国死于枪击的人数也居世界前茅，每年超过1.3万人。得益于极端关注美国枪击案件的国内媒体，我们对美国枪支犯罪严重性的认识可能比美国人自己还要深刻。
那美国人为什么不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禁枪呢？这是国人颇为疑惑的一个问题。
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军火商的干预，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组织叫做NRA，也就是全美步枪协会，据说这个协会背后是美国的军火巨头，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置美国人民的福祉于不顾，一次次的阻碍禁枪法案的通过。
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军火商，当然会视禁枪法案为大敌，投入资金进行运作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查看下全美步枪协会的会员人数，恐怕读者老爷们就会改变想法。
全美步枪协会正式会员的人数高达近500万，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近500万美国人直接参加这个“臭名昭著”的协会，此外，还有千万人口级别的潜在会员和支持者。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是支持持枪的。如果对美国政治有些了解，您就会知道，其他美国民众支持的“禁枪”也只不过是“限制拥抢”，和我们理解的完全禁枪相去甚远。
美国人是怎么想的呢？这恐怕要从他们的历史里去找原因。
欧洲人来到美洲之初，面对原始印第安人、野兽以及来自其他殖民者的威胁，就非常依赖枪支。枪支是猎杀野兽、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
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对抗英国人所依仗的也并非是正规军，而是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民兵队伍，1812年战争乃至后来的美国内战，民兵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人人皆兵”成了美国人习以为常的观念。
然而，这只能解释早期美国的枪支泛滥，并不能解释当今的美国为何还有这么多支持人拥枪。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美国人支持拥枪呢？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体现为对政府能力的不信任。当个人权利遭遇威胁时，多数国家的民众会通过公力救济的渠道加以解决。美国人则不然，在寻求公力救济的同时，他们也给予私力救济同等地位。换言之，比起臃肿缓慢的政府机构的行动力，他们有时候更信任自己手中的枪。
这种差异反映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刑事案件中：
2017年，洛杉矶一个华人家庭遭到入室行窃，作为受害者的男主人并未报警，而是直接枪击并制服了5名歹徒。
2016年，乔治亚州一名华裔女性居所遭三名歹徒入室盗窃，该女性持枪将三人击退并射杀其中一人。
在其他国家，正当的做法应当是报警并静待警方处理，在自身生命安全未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持枪反击很可能被认定为故意杀人。
另一方面，这种不信任还体现为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这种强烈的不信任在《独立宣言》中就有充分的体现：
“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在后来的制度建构中，虽然美国的开国先贤们计了以防止暴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不论是多数人的暴政还是少数人的暴政，但是美国人依旧对政府充满警惕。正如上世纪著名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在竞选时说的：
“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在美国人的概念中，政府就如洛克在《政府论》中所说的，是种必要的恶。既然必要，那就不能没有，然而又不能任其扩张，于是尽可能遏制它的“恶”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那么，怎么才能尽可能的遏制它的“恶”呢？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同时也被认为是美国智商最高的总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只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被随时提醒，人民保留有反抗的精神，这个国家才能保持自由。让人民拿起武器吧! ”
于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
“纪律优良的民兵部队对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因此，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受侵害。”
如今，这一观念恐怕已经深入人心。回到文初的那个问题，相比于一个可能变坏的美国政府，很多人美国人更愿意承受每年数以万计的枪支犯罪伤亡。这或许才是美国难以禁枪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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