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斌
近代以降，华夏多难，粤海炮响，门户洞开，西方文化也随着坚船利炮、洋货商品输入中国。部分开明人士蒿目时艰，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优越性所在。不过朝野上下，内恬安苟且，外懵懂无知，仍旧沉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错过了许多宝贵时光。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一把火将万园之园——圆明园烧掉，成为国人心头永久之痛。基于如此惨重的打击，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谋求“自强求富”，开展洋务运动。借洋务运动之东风，西学不断涌入，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也日益明显，最终演化升级为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
风云缘起
重温“同文馆之争”，当从同文馆的创办谈起。同文馆之开设实乃时势使然。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此要求无疑加大了清政府开展外交活动的难度。
伴随洋务运动之步步深入，兴办新式企业的地方督抚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将培养范围扩及西方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方面。闽浙总督左宗棠上折要求开办求是堂艺局，延揽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专门培养造船驾驶人才。
而甫任江苏巡抚不久的李鸿章更是不满于中央推行新政举措的过于迟缓，数次上书总理衙门，催促其早下决断。然而，李“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掣肘良多，致使当权者顾虑重重，畏葸不前。李鸿章不禁叹道：“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
其实，总理衙门并非毫无举措。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66年10月2日），朝廷谕令精于数学算术的南海邹伯奇、海宁李善兰赴京师同文馆报到，以资差委。这无疑传达了一种讯息：京师同文馆开始搜求算学人才，以筹备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用。至此，同文馆课程变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高潮迭生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奕上折正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再次上书，进一步充分陈述添设天文算学馆的理由，并煞费苦心地预计了社会上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逐一加以辩驳。第一，或许有人认为“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奕指出，中国宜谋求自强，至今日已是十分亟迫。
近年来，像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疆臣，深明“制洋器”之理，坚持“采西学”之道，在各自辖区挑选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习，传授外语、天文、算法、画法，初见成效。由此可见，追求西学乃是众人之共识，“固非臣等数之人私见”。何况购西人之火器、轮船，与学西人制器之原理相比，一为权宜之策，一为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辩而明矣”。
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笑其孤陋寡闻，自作臆说。考镜源流，奕举例道：“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西方国家称之为“东来法”。只是因为洋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故能推陈出新，驾于中国之上。但无论如何，“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学科亦莫不如此。“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如今添设天文算学馆正是欲使中土之学术重新焕发活力而已。
第三，更有甚者，认为“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认为此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环顾西洋各国，数十年来，孜孜不倦于制作技艺之讲求，而近邻日本也遣人赴英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不出几年亦必有成。他国皆在走向富强，难道中国仍要“狃于固循积习，不思振作”吗？知耻不应自闭，而当后勇。况且，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目的在于使儒者明制器之理，并非从事低贱技艺之活，不必生疑。
有鉴于此，奕等人建议将投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限制在30岁以内。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又奏请以“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以期打消报考者“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的顾虑。以上三折皆顺利得到谕旨批准，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似乎一帆风顺，未遇太多阻滞。
综览总理衙门三月内呈递的三折，体现出以奕为首的洋务派对西学认识的深化，已从早期的技术层面，上升至学理层面。选拔正途出身官员学习天文算学，可见其对西学之重视；对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的一一批驳，可见其对未来困难前景认识之清醒；推荐徐继畲为总管大臣，可见其防止物议沸腾之苦心。
奕等人可谓是酝酿已久，颇费脑筋，实非短期行为，匆忙上阵。其勇于开拓西学之气魄，令人钦佩。但若细细分析诸篇奏折内容，仍有不少可议之处，供反对者作为把柄，加以指摘。总之，从奕等人将奏折呈阅同治皇帝那一刻起，保守势力已开始摩拳擦掌，以备抵制。一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化论争已不可避免，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是年正月二十九日（3月5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书抵制，揭开了“同文馆之争”的序幕。张盛藻极力反对选拔正途人士学习天文算学。他认为科甲正途者，实是国家栋梁，岂能徒习机巧末业？张论仅揪住“专取正途人士”一点，见识有限，且人微言轻，很快便被朝廷断然否决，“著毋庸议”。
一个小小御史的奏议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驳回，但天下士林之物议却甚嚣尘上，无法平息。三月之京师，已是谣传遍地，好事者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师。”官员们也是人心浮动，反应激烈。流言如云，京城已被遮蔽得阴霾密布，暴风雨不日将至。
二月十五日（3月20日），保守势力主将大学士倭仁披挂上阵，上折表示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他登场亮相，不啻是保守势力对奕等洋务官僚发起的总攻，论争也自此进入高潮。
倭仁开篇直奔主题，摆出了自己的立论基调：“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可谓陈义甚高，持论甚正。然后他又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倭仁认为诸如天文、算学不必师事夷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苦为求一艺之末，奉夷人为师？即使得其精巧，也不过成就几个术数之士而已，无补于国家大计，却破坏了“夷夏大防”，岂不是得不偿失？
其次，夷人是我国宿敌，断不能忘此深仇大恨。庚申之役，“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种血海深仇，我朝二百年来之未有。近日却要择中国之聪明俊秀，变而从夷，这不正坠入夷人圈套之中了吗？长此以往，“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倭仁立论紧扣“夷夏大防”之传统信条，以此展开攻势，切中了洋务派的要害。
以倭仁的地位与学养，其言其论足以耸动舆论，朝廷对之极为重视。在奏折呈上的当日，两宫太后即召见倭仁。同时，将倭仁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初二日（4月6日），奕上奏了长长一折，重申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缘由与苦衷。针对倭仁的汹汹攻势，弈訢诸人避实就虚，绕开其奏折中关于“师事夷人”的追问，而是大倒苦水，申明自己公忠体国之心。
奕指出：添设天文算学馆实乃不得已之举。庚申之变正是由于士大夫们空言误国所致，如今若想自强，必须“制洋器”、“采西学”。况且同文馆课程革新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此外，奕还指明了倭仁奏疏言论的危害所在：“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弈訢深悉自身不足，不在“夷夏之辩”上徒费口舌，而是四两拨千斤，避其锋芒，转移话题，体现其高明之处。相对于倭仁的高谈阔论，漫言无际，奕在辩术上无疑胜人一筹。双方的第一回合交锋遂告一段落。
未等总理衙门奏折的墨迹变干，倭仁就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急匆匆再上一折，双方的第二回合之较量由此开端。篇首，倭仁继续抓住奕等人不愿回答也无法回答的“夷夏大防”问题做文章。朝廷“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这是不辩自明之事。而如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送羊入虎口，“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心报国乎？”
继之，倭仁又对奕折中指责自己的言论会阻碍同文馆招生一事进行辩解。倭认为奕此言实在过激。在篇末，倭仁抛出其最后通牒：“总之，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纡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
倭仁掷给奕等人的是两难选择，应也不是，否也不能，其欲将同文馆之议置于死地的意图显露无遗。
面对倭仁的又一波攻势，奕等人的确感到些许措手不及。好在他们阵脚未乱，主持地方洋务的督抚们也纷纷致函总理衙门，加以声援，希望“朝廷坚持定见，不为浮言，则事可有成”。经过一番商讨，奕等人于三月十九日（4月23日）呈上一折一片，以示回应。针对倭仁关于添设天文算学馆有无完全成功之把握的质问，奕等人承认：“臣等只就事所当办，力所能办者，尽心以办，至成败利钝，汉臣如诸葛亮尚难逆睹，何况臣等？
是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明显底气不足。然而，奕等人话锋陡然一转，抓住了倭仁原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一句之破绽，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奕进一步发问：既然倭相折中认为天下定有精通天文算学之才，那么想必他心中也已有了中意人选。
所以还恳请朝廷命令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若能如此办理，更属两得之道，裨益匪浅，彼时臣衙门原请奏办之件，即行次第裁撤”。此建议立即得到谕旨允准。双方的争论达至最高潮。于是，奕成功地置死地而后生，转守为攻，将压力一并推到倭仁身上，之前的窘迫与尴尬大为减轻，其辩术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此时的倭仁已呈骑虎难下之势。三月二十一日（4月25日），倭仁无奈地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这也预示着经过两回合的鏖战，倭仁已无计可施，败下阵来。此刻，两宫太后（当然以西太后慈禧为主）的立场也渐趋明朗，站在了奕等人一边。
在倭仁上折当天，朝廷仍命他“随时留心，一俟谘访得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更让倭仁难堪的是，清廷还谕令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在保守势力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藩署奔走之役”，是“因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简直是奇耻大辱。倭仁自然无法接受，一再请辞，但都不得允准。
既然两宫的态度已经明确，倭仁的厄运也随之降临。先是朝廷一再对其为难，奕等人也有些得意忘形，继而落井下石。根据《翁同龢日记》，三月二十四日（4月28日），倭仁上朝请辞，与奕口生龌龊，“几至拂衣而起”。同朝为官，奕如此意气用事，步步紧逼，实在有失风度。
倭仁又羞又恼，已渐渐支撑不住，二十九日（5月3日），倭仁站班后上马晕眩，坠马受伤。于是他以生疾为由坚持不去总理衙门上班，朝廷也无可奈何，遂于五月十二日（6月13日），赏假一月，令其安心调理。六月十二日（7月13日），朝廷又“准其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倭仁终于得以从论争漩涡中彻底解脱出来。
余波未已
倭仁的退场并不代表论争的结束，恰恰相反，倭的狼狈遭遇却激起了保守人士的一致同情，不少人纷纷上书表示声援与支持，真可谓高潮虽过，余波未已。
三月十七日（5月1日），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辰奏称：朝野上下围绕添设天文算学馆一事的议论已呈水火不容之势，“今天文算学馆甫设而争端即启，争端启则朋党必成。夫天文算学本属技艺之末，其果能得力与否尚不可知，而先令臣子别开分门，开国家未有之风气，所关实非浅鲜”。
四月十三日（5月16日），成都将军崇实上折再度质疑“专取正途人员”一条，认为“惟议专取翰林院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京外各官及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员，俾充进选，仍试策论等项，以定去留，似与事理未协”。五月十六日（6月17日），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更是以天时亢旱日久，请饬廷臣直言极谏，以资修省，公然批评朝廷：“倭仁谏设同文馆，谕旨令酌保数人另立一馆以难之。”
“后倭仁时代”，对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攻击最为不遗余力者并不是于、崇、钟诸人，而是位卑言轻的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杨廷熙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23日）和六月初七日（7月8日）两次越职上书言事，由都察院左都御史灵桂代为转奏。
杨之第一折，洋洋洒洒数千言，认为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其主要观点并未超出前面张盛藻、倭仁等人的观点范围，多有重复之处。杨廷熙对总理衙门充满敌意的奏疏引起了两宫的震怒。五月十九日（6月30日）朝廷下达上谕，对杨廷熙严加训斥。朝廷质问其“痛诋在京大臣，是何居心？”
反观洋务派一方，自从击退倭仁之后，便无心再与其他保守臣僚多作纠缠，而是着手经营同文馆事业。奕等人此时又有了新的苦恼：天文算学馆第一次招生时，“正途投考者寥寥”，出于无奈，只好将正杂各项人员一律收考。总计报考者才98名，至考试当天又有26人缺考，最后仅从72名考生中勉强录取30人。
开馆半年后，天文算学馆通过例考淘汰了20名“学经半年竟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可怜的10人。几经协商，奕等人遂决定将这10人与同文馆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八旗学生合并，所谓的天文算学馆已是徒有其表，名存实亡了。
以奕等人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上呈奏疏为始，至周星誉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进折言事为终，“同文馆之争”横跨两年，延续八月，总计二百一十九天。细数这二百余天的论争，一浪接一浪，跌宕起伏，颇有值得回味之处。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推行改革政策之前，必定会综合考虑种种不利因素，以制定能够最大限度减少阻力的方案，步步为营，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而不是树敌无数，从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奕等人确实欠缺火候，自始至终，一种焦虑的情绪在他们心中翻涌，其举措相对于当时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言，实在是显得过于激进与粗率。
而保守一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眷恋与虔诚，也是合情入理之事，毕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扎根于此、受益于此，要他们承认自己文化上面的缺陷，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从头学起，不但是困难的，更是痛苦的。何况他们提出的一些关系中国文化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值得时人与后来者认真思索的。
实际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奉与固守恰恰是当时社会的“常态”，而作为“变态”的洋务趋新力量仍很弱小，若想取“常态”而代之，那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方能实现的。“同文馆之争”仅仅初露端倪而已。最终，论争双方两败俱伤，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