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被控性侵养女”事件持续引发热议，女方李星星的代理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向《圆心》表示，案件本源问题是李星星的角色定位问题，“我们不能要求性别暴力的被害人是‘完美受害人’，更何况是一个未成年的受害人。”
吕孝权近期将赴南京，向李星星的母亲了解案情。
《圆心》：什么时候接手的案件？
吕孝权：春节前后，有媒体与律所的郭建梅主任联络，把案件推荐给我们，希望能给李星星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这个案件符合我们免费法律援助条件，比如它是未成年女性遭到性侵犯，双方之间具有特定的亲密关系，案件也具有特殊型和典型性，很有代理价值。
《圆心》：跟李星星之前的律师沟通过案件吗？
吕孝权：跟李翠萍律师没有联系过，疫情期间不便见面，电话里也说不清楚，还不如直接跟当事人去核实。这位律师的手续现在可能也是有效的，我跟郭建梅律师的手续也是有效的。
《律师法》规定，一个当事人最多只能聘请一到两名代理律师，但这个案子有多少律师参与都没有什么问题。假设将来进入刑事公诉程序，出庭律师只能是两个人，但外围也可以有一些律师，去提供技术支持。
《圆心》：对案件有什么安排？
吕孝权：我们要到南京跟李星星母亲做一些深入的对话，还原一下案件，让我们对全案的证据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判断，然后还会再做一些协调工作。
《圆心》：跟李星星母亲沟通过吗？
吕孝权：没有，因为李星星表达过，自己已经成年，所有工作应该跟她本人对接，她母亲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让母亲过多参与。
我们跟李星星沟通过这个问题，因为案件发生的3、4年时间内，李星星都没成年，而且涉及性侵的案件，每跟当事人接触一次，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伤害。我本想直接跟星星的母亲沟通，尽可能减少对星星的二次伤害，但是李星星觉得自己对事件了解的更清楚，直接对接没问题。
《圆心》：李星星母亲在事件中是什么角色？
吕孝权：即使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发现，她母亲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对这个孩子的情感陪伴角色是缺位的，可能涉嫌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职责保护义务，但这都是另外的法律关系，跟女孩指控鲍某明性侵没有太多关联性，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必须有一个清醒认识。
《圆心》：跟烟台警方沟通过吗？
吕孝权：烟台警方已经确认收到我们的代理手续，并且通过电话做了初步沟通，鲍某明现在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烟台警方表达了对案件的重视。
《圆心》：这个案件的难点在哪？
吕孝权：尽管鲍某明与李星星的“收养关系”不符合收养法的规定，但他俩是一种事实上的养父女或者监护关系，这个是成立的。
案件本源问题是李星星的角色定位问题，她是一个受害者，在整个侵犯过程中都是一个未成年人。我们不能要求性别暴力的被害人是‘完美受害人’，更何况是一个未成年的受害人。
《圆心》：鲍某明的身份会让案件的调查和起诉变得更难吗？
吕孝权：现在没有证据证明鲍某明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背景干扰办案。
就我们得到的消息，鲍某明的确加入了美国国籍，但对案件没有任何影响，他在中国领土上所犯的事，就应该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圆心》：你认为鲍某明与李星星之间是什么关系？
吕孝权：李星星在遭受侵犯的时候只有14周岁，哪怕有一些初步的线索和证据证明，这个孩子与鲍某明有一些比较暧昧、私密的聊天短信，但结合她的年龄、认知水平、身体状况等因素综合来看，你觉得她有能力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吗？
《圆心》：你跟星星本人见过吗，她的状态怎么样？
吕孝权：受到疫情影响，我们主要通过线上的方式沟通。
李星星现在患有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和重度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身心受创严重，状况堪忧，亟需各方面的救助。
《圆心》：李星星的诉求是什么？
吕孝权：第一，追究鲍某明强奸罪的刑事法律责任，并且从严从重惩罚。第二，如果李星星有民事方面的赔偿诉求，也很正常。第三，李星星未来人生规划问题，她是不是有上学的这种需求，她是不是有接受教育和就业的需求？谁能给她这种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