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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首富分钱暴露国籍

2020年3月17日,中国的上市公司恩捷发布了2019年的财报,去年一年共赚了8.5亿。赚钱了就要分,这次拿出了一个亿来分钱,皆大欢喜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个家族的国籍。

这就是实际控制恩捷公司的李晓明家族,身为云南首富,李晓明家族6个主要成员里,除了弟弟李晓华只拿了美国绿卡保留了中国国籍以外,李晓明自己和妻子马燕、女儿Sherry Lee、弟媳Yanyang Hui、Jerry Yang Li全部都是美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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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公布的2020年胡润富豪榜上,李晓明家族以130亿元的资产排名中国第291位,云南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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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晓明不是第一次坐上云南首富这个位置了,但是他为人低调,闷声发财,江湖上关于他的故事一直非常稀少,但就是在他网络上仅有的“蛛丝马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家的财富故事。

李晓明,1958年出生。1978年,他20岁,考上了大学,学习材料专业,成为了这位普通人家孩子一生的转折点。如果不是因为“十年动荡”耽误了几千万像李晓明这样的学子,他们上大学的年纪应该要提前两三年。

但在那个时候能够考入大学的孩子,都是学霸中的学霸,“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不是虚言,一个大学生后面跟着的是几千个文盲。中国所有领域都受到“十年运动”的重创,扫盲运动也几乎中断,国家文化状态之惨烈,一至于斯。

高考成为了全中国最公平的选拔机制,李晓明从中脱颖而出,紧紧抓住了这根向上跃迁的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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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刚毕业的李晓明顶着“天之骄子”的名号,被分配到了昆明材料研究所工作。百废待兴的中国,在这样的专业领域更是人才急需,到研究所两年,李晓明就当上了副所长。

此后的人生李晓明一帆风顺,上天也对他颇多青睐。1989年,他被公派到美国留学深造,进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的高分子材料专业学习。1992年毕业后,他进入美国Inteplast公司任技术部经理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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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带着海归技术大牛的光环,李晓明回国创业,在云南老家,他创办了云南红塔塑胶集团。这个红塔塑胶和大名鼎鼎的红塔集团并不是子母公司的关系,而是李晓明独自创立的企业,但是在业务上却和红塔集团是上下游的关系。红塔塑胶集团专门生产香烟包装薄膜,客户中就有红塔集团,还有云南一众的烟草企业。

不要小看包装薄膜这几分钱的生意,中国烟草市场巨大,云南又是烟草工业重镇,这种小生意硬是被李晓明做到了营业额上亿。

在包装印刷领域深耕了20年,2016年,李晓明带着他的另一家公司云南玉溪创新彩印,登陆深交所,2018年,他又收购了重组了恩捷新材料公司,股价一路高歌,上涨的数据曲线如同他顺风顺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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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哪管身后叫骂喧天

时势造英雄。

李晓明是40年财富浪潮下逆袭的财富英雄。而当这样的财富英雄功成名就之后,往往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他们需要作出选择,他们清楚自己能得到什么,也更清楚自己将失去什么。

这种艰难的选择似乎只有大陆的企业家需要去面对。

一方面,他们要把家人子女送到海外,甚至更改自己和家人的国籍,一方面,他们又要时刻标榜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爱国情怀,就算“洋装穿在身,依然中国心”。但他们也清楚,一旦更改国籍这件事被曝光了,那说再多也无法挽回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冷嘲热讽。

“赚钱就跑了呗”;“说再多也是个外国人”;“都做外国人了就不要来中国赚钱了……”

相比之下,中国港、澳地区的企业家们却没有这样的苦恼。

2017年,有人问李嘉诚是不是拿了外国护照,他很坦然的面对镜头,说:“是啊,这不稀奇的啊,我业务在十几个国家,当然是哪个国家的护照方便就用哪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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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香港,几乎没有人会说李嘉诚不是中国人。香港人会骂李嘉诚黑心、搞得大家买不起屋、地产霸权等等,但不会有人说他拿了外国护照而冷嘲热讽。

包括李嘉诚本人,都对自己一直都是中国人这件事没得丝毫的商量。在当初“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种叫骂最为喧嚣的时候,李嘉诚回复了一封信,其中有: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

写这封信时李嘉诚年过90,数次就医手术,已看到人生的尽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而喊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人,摇旗呐喊者正是居住在北京的“智库学者”罗天昊,旗子后面是大陆众多网友。

作为妇孺皆知的富豪,李嘉诚也是不得不回应,而更多的像李晓明这样闷声发财的人,他们默默地拿着外国绿卡,更换护照,在“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种喧天的声讨中全身而退,深藏功与名。

3、

商人为什么要"跑"?

商人为什么要“跑”?这个问题可能比“钱学森之问”更难回答。

从古至今,从中到西,商人群体被当成“待宰羔羊”的事情不胜枚举。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各国国王一遇到钱不够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商人征税。

而欧洲各国中最会做生意,财富最多的商人群体,也就成为了被“宰”最多的群体,他们就是犹太人。

1159年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发明了一种“塔利税”,说白了就是想收就收,想怎么收就怎么收的任意税。英国的犹太人成为了塔利税最大的受害者,基本上全国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塔利税都征收自犹太商人。等到犹太人的油水被榨干之后,他们就被赶出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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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亨利二世

“如果某位主教或者世俗统治者想装满自己的钱包,只需驱赶犹太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就够了。”这是流传在欧洲最残酷的真相。

而中国历史上对商人的盘剥也不逊色,汉武帝为了维持紧张的国库,多次向商人征收重税,并鼓励告发瞒报财产,导致当时长安城里几乎所有中产以上的家庭沦为赤贫。

明朝周晖有一本笔记叫《金陵琐事》,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陆二的商人运一船灯草去卖,结果一百多里的水路遇到了二十几个收费站,有的是朝廷官方设立的,有的是当地豪绅设立的,到最后,陆二把所有灯草都卸上岸,一把火烧掉。因为如果再往前走,还有收费站在等着,等到了目的地,只能赔钱。

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考证,明朝每年平均进入国库商业税不过三四百万两,可以说是非常低的了,那么为什么像陆二这样的商人却要交那么多税呢?因为大多数的税收并没有进入到国库,全被上上下下的官吏中饱私囊。

明朝的皇帝并不是不知道这种现象,他平时要靠这些官吏来帮忙治理天下,只有到国库的钱实在不够用了,皇帝要么抄个大臣的家,要么抄个大商人的家,总之,百姓的税不能乱加,加多了容易激起民变,大臣都是家奴,而“自古以来,没听说过商人能反了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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