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不乏盛世，如汉朝的文景之治，隋朝初年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而离我们最近的，就是17到18世纪的“康乾盛世”，在乾隆年间盛世走上顶峰。
从人口上来说，古代中国最多时也就刚超过1亿，而在乾隆晚年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9个亿，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从疆域上来说，乾隆24年统一新疆之后，清朝的领土达到了1453万平方公里，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国；而在经济上，清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本占据世界的三分之一。
“国有乾隆，国运昌隆。”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自夸为盛世，似乎倒也无可厚非。
英国使团所画的乾隆皇帝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的一个访华使团到中国访问，他们准备揭开这个古老而强大的东方帝国的神秘面纱，去探寻马可波罗曾经描述的梦幻世界。可是，现实却让他们大为震惊！
盛世之下的普通人，皇室官场的奢侈繁华与他们无关
英国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有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绝无一幢像绅士的府邸，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两岸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英国人的船上有很多清政府雇佣的老百姓负责端茶倒水和扫地做饭，他们无不是衣衫褴褛、瘦骨伶仃，“在普通的中国人之间，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最底层的清朝子民，每次接到英国使团成员施舍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甚至英国人泡茶剩下的茶叶渣子，杂役们也都互相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而位于这个帝国最顶端的乾隆皇帝，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据一份乾隆十九年5月10日的宫廷记录可以看到：
卯正三刻进早膳，菜色是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一品、燕窝火熏鸭丝一品、清汤西尔占一品，攒丝锅烧鸡一品、肥鸡火熏炖白菜一品、三鲜丸子一品，鹿筋炖肉一品……
乾隆三十年，在扬州微服私访的乾隆的晚膳记录：
有鸭羹一品、燕笋炖棋盘肉一品、春笋爆炒鸡一品、苏造鸡肘子肉攒盘一品、白面丝糕糜子米面糕一品、象眼棋饼小馒首一品、鸭子火熏煎黏团一品。宵夜是什么呢?虾米火熏白菜一品、五香猪肚一品、醋熘荷包蛋一品、糖炒鸡一品、小菜一品……
“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乾隆王朝可能是史上最富庶的时代，但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时代。中华民族三亿人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都掌握在清朝王室和少数一些官僚家族的手中。
18世纪欧洲农民与大清农民的天壤之别
乾隆在位时间是1736年至1795年，而这六十年正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
在这之前，西方世界的发展水平要远远落后于东方，但18世纪短短的一百年来，工业革命的火花点燃了科学技术大发展的爆发式井喷，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打开地球宝藏的钥匙。戴逸先生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说：“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部、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据史料记载，工业革命前期，当时英国汉普郡农场一个普通雇工的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
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当时清朝农民的吃食大多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属于奢侈品，而如果一旦遇到饥荒，很多农民靠野菜度日，卖儿卖女的现象屡见不鲜。
而最可悲的，是清朝底层人民毫无自主选择能力的精神卑微，君父臣子、官为父母、人为子民、三纲五常，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阶层思想经过两千年洗礼早已根植于每个臣民的心中，到了乾隆年间到达巅峰。
英国使团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航海的领海员，总兵痛快的答应了。使团成员巴罗如此描述接下来看到的场景：
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来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的哀告着，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儿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是非常典型的古代官民关系，官员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他们把自己当成底层人民的家长，其行为是不容解释的决断，而子民们从不希望能获得官员的尊重。他们唯一能奢望的，无非是遇到几个通情达理的官员，能稍微体谅一下他们的困苦而已。
而这一幕在欧洲人眼里是如此不可思议，他们把这种在清朝司空见惯的事情称之为“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乾隆十二年，远在欧洲的普鲁士国王曾经建了一座宫殿，宫殿选址在一个贫民百姓的风磨坊旁边，最后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对磨坊主进行赔偿。
如果这件事放在清朝老百姓眼前，他们一定会比英国人看到他们在盛世中的凄惨生活还要惊讶。
如果乾隆没有盛世，或许当时的中国不会掉队
乾隆的盛世发生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年代。
乾隆在位的60年，那是一个全世界都发了疯似的变革和前进的时代，但世界上最大的东方帝国却达到了封建统治的鼎峰时代，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底蕴，决定着他们非比寻常的因循守旧，而在盛世之下，更容易麻痹天子和臣民进取改革的野心。
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
乾隆治下的江山就像四围封死的木桶，他可以在木桶内实现自给自足，而对木桶外的世界不闻不问。究其原因，就因为缺乏强大的力量打破这一木桶。
试对比清朝末年，就连顽固如慈禧者都对戊戌变法心生妥协之情，对于君主立宪制度也颇多考虑，什么原因？无非是西方列强的铁枪钢炮已击破了大清的木桶，他们终于看到了真实的世界。
以乾隆的能力和视野，如果也处在慈禧所处的乱世中，他一定比慈禧看得更远，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可惜，经历了康熙和雍正两代明君的精心治理，留给乾隆的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盛世大国，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变革的必要性，而“盛世”下的中国，就此丢掉了与西方世界一起进入新纪元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