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尹吉甫的功绩不仅是诗经,更在于对中国考古方向的贡献

subtitle 夏朝与诗经研究03-26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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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诞生于探索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国考古学,为中华文明的探源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商朝殷墟的发现就是最成功的考古案例,为中国历史时期的延展实证,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遗址。

夏商周历史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认识,但在确认商朝历史的考古学遗址基础上,通过一百多年的考古文化研究,却始终无法突破夏朝历史遗迹的考古求证。使得夏朝历史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学无法逾越的珠穆朗玛峰,中国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源泉,是中国文化发展开山鼻祖,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对《诗经》地位的最高推崇。西周时期的尹吉甫是公认为《诗经》的采集者与创作者,是《诗经》成为中华经典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中国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形成的关键人物。

虽然尹吉甫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中国历史对尹吉甫的记载却极少,甚至很模糊,但他的《诗经》采集者的身份却是无可置疑的。尹吉甫一生究竟在什么地方工作并采集了《诗经》中的作品,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成为阻碍中国历史文化深入研究中一个被忽视的盲点。

有据可查的记载仅见《竹书记年》中的“皇父作都于向”以及《诗经十月之交》中的“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根据历史研究结论,“皇父”就是指尹吉甫,“向”就是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向国,这两句记载向我们表明了一个完整的意思:尹吉甫很圣贤,他的《诗经》作品都产生于向国。那么,让尹吉甫创作、收集大量《诗经》作品的向国,究竟在哪里呢?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结论。

在宋朝时期出土了一件青铜器,称为“兮甲盘”,其铭文记载: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在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中国古代金石学的研究中确认,兮甲盘就是为尹吉甫定制、尹吉甫使用的青铜器,西甲盘中的铭文真实详细记录了尹吉甫的事迹与经历。其中的“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即次即市”极其重要,为我们破解尹吉甫、《诗经》、华夏文化历史提供了关键线索与地理坐标。

在近代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与兮甲盘铭文有着高度关联性,更具体明确地说这些青铜器与西甲盘产自同一地方,记录了不同时期同一地方的历史与历史事件。这是一批周穆王时期的青铜器,早与周宣王时期的西甲盘:

【录尊】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

【臤尊】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师遇从。

【帆卣】积从师,雍父戍于古师;

【雍伯鼎】王令雍伯鄙于古,为宫,雍伯作宝尊彝。

【穑卣】穑从师雍父戍在古师。

【笱卣】笱从师雍父戍于古次。蔑历,赐贝三锊。

【穆卣】穆从师淮父戍于古阜,蔑历。

周穆王派遣了一批军队驻守在南淮夷的“古”地,下辖“古师”“古次”“古阜”等军事或地方管理单位,管理着南淮夷地区。这些管理单位的西周贵族首领,把得到的赏赐,铸造了这批出土的青铜器,带回镐京,为我们后人留下了珍贵可靠的史料。这也就是“兮甲盘”铭文记载的“淮夷旧我帛畮(贿)人”的来历。

根据笔者考证与历史文献记载,尹吉甫所奉周宣王之命,前往南淮夷征收“成周四方”税赋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淮河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也就是某次某市某考古单位认定的汉朝向县遗址,曾经的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向国国都遗址。“皇父孔圣,作都于向”“皇父孔圣,作都于向”的尹吉甫工作、采集、创作《诗经》的向国,“成周四方责(积)”的四方湖地区。

为什么四方湖古城就是尹吉甫采集《诗经》、征收税赋的向国呢?《左传》隐公二年(前721),"夏五月,莒人入向。"西晋杜预注:"向,小国也,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水经注·阴沟水》载:"北肥水又东南径向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国也。《世本》曰: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京相璠曰:向,沛国县,今并属谯国龙亢也。杜预曰:龙亢县东有向城,汉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为侯国,即此城也。俗谓之圆城,非。

“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即次即市”就是说南淮夷人不敢不来到周穆王时期建立的“古次”“古阜”“古师”等管理单位进行贸易、进行税赋与市场交易,杜绝与南蛮人的物资交易。这个“古次”“古阜”“古师”以今天称谓来说,就是“古城”,南淮夷地区的“古城”,四方湖畔的古城。

“即次即市”中的“市”大众都能理解,就是交易市场的意思,那么铭文中的“次”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呢?很显然“次”与“市”都是一个名词,一个管理单位,“市”是市场的意思,“次”就是一个与市场相关的单位。与“古次”“即次”比较接近的概念就是:停泊,旅行所居止之处所或途中暂时停留住宿,如旅次,舟次,次所。有此可知,“古次”“即次”就是古城的水陆码头、交通要道、人员物资的集散地,控制着南淮夷地区的人员往来与物资贸易。周穆王派驻的军事人员与行政管理贵族,以四方湖古城为中心,控制着南淮夷地区的人员往来、物资贸易。尹吉甫建立军功被周宣王派遣到“成周四方”这样富裕的地方,管理“成周四方”的税赋,实在是一份美差。

尹吉甫作为西周在南淮夷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天高皇帝远,不仅为镐京征收财政税收,更有闲情逸致,将南淮夷地区的淮河文化传播到西周统治中心。尹吉甫之所以能够成为《诗经》的采集者、创作者,正是因为尹吉甫在四方湖古城长期工作生活,耳濡目染,受到当地淮河文化的熏陶,将淮河流域当地的民歌民谣采集、整理,与税收一起定期稳定地传递到西周统治中心、西周贵族阶层,成为西周文化稳定发展的文化源泉。

大批西周贵族与子弟被派驻到四方湖古城管理着南淮夷地区,也促进了淮河文化的传播与西周贵族的文化水平提高。以淮河花鼓灯歌舞民谣为基础,诞生的《诗经》作品也正式成为中国文化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成为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形成的经典。

以四方湖古城为文化传播点的“古师”“古城”,也就此成为研究中国古诗、古史、古时、古代、古人、古文、古文化、古文明的原点。“古”也由一个实实在在的特有名词,逐渐融合为中国探索远古文化的年代虚词,成为中国远古的代名词。

在远古尧舜禹时期,以四方湖古城地区的涂山淮河地理地貌形成的中“华”地理概念,和“夏”文化概念,成为华夏文化与华夏文明诞生成形的起始,四方湖古城的人文历史即成为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华夏民族的人文历史。可以说,探索华夏的远古人文史,就是探索淮河流域四方湖古城的人文史,以古城的“古”为代表的远古人文,成为我们华夏民族人文的古代人文史。以考古学为方法,探究华夏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就成为破解四方湖古城的历史,中国考古学的真正意义就是探究四方湖古城地区的人文历史。

四方湖古城的向国是《诗经》诞生的地方,是尹吉甫工作采集创作《诗经》的地方:淮河涂山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是大禹会诸侯的地方,是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怀山襄陵”的地方,探究考古出这一区域的历史,就破解了华夏文化发展的历史。

可以说,以研究物质文化遗址为考古学主要方向、以黄河长江流域为重点目标,对夏朝夏文化的探寻无果,与考古研究在四方湖古城的空白,相得益彰,相互印证,可见中国考古对基础的“古”意认识的南辕北辙。如果尧舜禹在世、尹吉甫在世,不知对今天华夏后人的考古方向,做何感想?在夏朝夏文化探索方面,没有正确的考古方向,没有四方湖古城的考古,没有尹吉甫指引的方向,结果只能为零。(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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