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为什么要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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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赠言王熙凤,临了凤姐惊醒,不过黄粱一梦。

在凤姐这个梦里,秦可卿与她盘点了贾府荣光的虚妄前景,然后用一句「树倒猢狲散」给这眼前的所有繁华做了预言。无论《红楼梦》究竟是何人所作,何人续写,它的故事走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但是,《红楼梦》在「空念远」的追忆中,却「偶然地」为当时的历史保存下了鲜活的注解,能够留给如今的「眼前人」加以研究。他们对书中每一个细节刨根问底,然后论战不休。

在这些繁杂的研究成果中,历史学家史景迁翻出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背景故事,成书《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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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
作者:[美]史景迁
译者:温洽溢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曹雪芹以「真事隐」的方式委婉记录了这个家族由鼎盛转为衰朽的悲剧命运。史景迁则透过曹雪芹,与他的祖父曹寅相遇,并摸索着写下了这个特权人物和他的特权家族的全部历史。从这些描绘中,一代帝王统治之下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制度的发展,尽皆显现。

史景迁说,

「他(曹寅)的重要性在于其生平可以告诉我们他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以及他所运作的那个制度架构」。

▲曹寅(1658-1712)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曾任江宁织造,两淮巡演御史等职,承办康熙四次南巡。著有《楝亭诗抄》、《楝亭词抄》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主持校刊《全唐诗》。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奉旨刊刻《佩文韵府》。

而这一切开始之时,「你要知道「树倒猢狲散」,现在树还没倒嘞。」(巴金语)

01.

「奴才」曹寅

曹家的显赫是从做「奴才」开始的。但是这个「奴才」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清朝统治的基础是一种特有的「八旗制度」。近代清史学科奠基人孟森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实》中说「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

▲清太祖努尔哈赤朝服像,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160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统辖所属人丁,建立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女真部族旧制,是最基本的兵员组织单位。据《清太祖实录》所载,努尔哈赤「复编每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额真一」,在红、蓝、黄、白四种纯色中,给每一个牛录安排一个旗色。后来,又在四色的基础上,「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牛录额真」后来也被汉语译为「佐领」。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定型。

随着满人势大,持续占领了抚顺、奉天(今沈阳)、辽阳等城池,俘虏、投降者众多,其中绝大部分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汉人。为了管理这些汉人,并驱使他们为新生政权做事,满人需要以更稳固而有效的方式去组织他们。于是,汉人「包衣」出现了。

包衣,最早是女真人用来指代「家奴」的称呼,是「主子家中从事卑贱差役之人」,部分也从事农耕。随着满人军队逐渐向中原腹地推移,被俘虏或者投降了的汉人且愿为奴隶者,被划作「包衣」,隶属于皇家或宗室亲王管辖。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奴籍的,隶属于满八旗,和接受整编的汉八旗不同。

曹寅的祖父曹锡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了正白旗包衣。

而且,正白旗的地位还很高,属于八旗之中的「上三旗」。自摄政王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收编了他统领的正白旗,与正黄旗和镶黄旗一起,直接隶属于皇帝本人。

主子的身份决定着包衣的身份,所以,曹家人的「奴才」身份不一般,他们是皇帝的奴才。

自然,作为皇帝的奴才,就得为皇帝办事。曹家的发迹,就从为皇帝办「内事」开始。

清朝初年,统治者并不像明朝时一样依靠宦官来处理私人事务。因为,「阉祸」被清朝的统治者看做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皇帝就将上三旗包衣填充到「内务府」中,为自己办事,由包衣昂邦,即汉语的内务府大臣管理。

内务府,顾名思义是处理「内里事务」的府衙。这里的「内」,并非是方位意义上的内外之分,而是指皇帝的个人事务。史景迁据此认为,内务府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衙署(Emperor’s personal bureaucracy)。

但是,内务府又不仅仅管理皇帝的家务事,作为独立于六部之外的府衙,它所能涉及的范围很广。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内务府「掌内府才用出入,及祭祀、宴飨、膳羞、衣服、赐予、刑法、工作教习诸事」;内务府下辖各司院「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

据史景迁推算,曹寅可能在14岁(1672年)左右离开南京北上,进入内务府供职。在他任职期间,内务府下属「六司」,囊括了「皇家银库、皮库、缎库;皇家狩猎;宫廷典礼和八旗圈地的牧厩;皇家土地出租旗人的收入账计;皇家府库的出纳;订定刑律」。

在史景迁的记述中,曹寅最开始是在銮仪卫当差,也就是皇帝出行时用来显示天威的仪仗部队。随后,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被革职,曹寅递补了这个位置。

▲康熙南巡中的卤簿仪仗。《康熙南巡图》第一卷局部,该卷描绘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八(1689年),从京师出发的情景。「卤薄」为皇帝专用仪仗。

史景迁引用史学家孟森的观点认为:

「康熙朝的体制与由宦官操控的明朝宫廷体制截然不同。满人的内务府乃奠基于更早的部落架构之上,且往往由武人依军事纪律统辖」。

所以,曹寅获得这个旗鼓佐领之职,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与文书打交道,但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精进自己的骑射技术,并且能够直接见到康熙皇帝本人。史景迁断言,这是「曹寅一生中摆脱家奴身份的绝佳契机」。

曹寅「出包衣籍」以后,开始被授予实职位。他进入内务府六大司之一的慎刑司担任郎中。这个职位,权力虽然不大,却让曹寅在展现出了「行政长才」,这为他日后的擢升之路奠定了基础。

02.

「钱袋子」曹寅

1692年,曹寅出任江宁织造。

清代分别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地设立织造,管理在这里的皇家纺织作坊。织造无固定品级,不属于地方官僚体系,是由皇帝「特派」出去的。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建在清代的江宁织造府西花园遗址上,面积约为原江宁织造府的四分之一。

自1663年曹寅的父亲曹玺出任江宁织造以后,曹家就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位置。曹玺之后,曹寅接任这个位置;曹寅之后,其子曹颙(yóng)接着干;曹颙之后,职位又交给了曹玺的继子曹頫(fǔ)。

据史景迁统计,从1663年曹玺接受江宁织造,到1728年曹頫遭革职,曹家人在这65年中总共做了57年的江宁织造。

而且,曹寅在任内还分管苏州织造。他的内兄李煦接着他继续做苏州织造。同时,曹寅又举荐了可能与他有点亲缘关系的孙文成出任杭州制造。还有一个杭州织造金遇知,据说有可能是曹寅的姐(妹)夫。如是,在整个康熙朝的后期,曹家几乎垄断了三大织造。

无论作为机构或者职位,织造都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专门化的慎刑司之类,除了日常行政事务之外,曹寅还必须要面对整个官僚系统的矛盾。据记载,织造的运行是由工部备料,户部筹钱。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各种拖延、推诿以及亏空等问题层出不穷。

和史景迁一样,我们今天无法明确地知晓曹寅如何得到的这个职位,可能是由于家族与康熙的渊源,也可能是因为在慎刑司时展示的才干,令皇帝赏识他。但不管怎样,在这个复杂的人际和制度体系中,曹寅及其身后的曹家人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圣眷行事,否则绝无可能占据这个职位长达半个世纪。

▲曹寅朝服像

显然,曹寅在织造的位置上如鱼水,不仅办好了皇帝的差事,也给曹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根据史景迁的描述,曹寅任职期间,曾越过户部,给织造衙门开辟了新的筹款途径:其一,用盐税贴补;其二,在钞关的购铜事务中吃差价;其三,利用米价的波动赚取差价。

这三个途径,只要有一处操作不当,曹寅就可能受到「反噬」。但是,他非常灵活巧妙地使用康熙对他的信任,并通过在民间为康熙树立威望的手段,联合了地方官员,从中获利。

继织造之后,1704年,曹寅被任命为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简称两淮巡盐御史),并且在之后的1706年、1708年、1710年三度连任。

巡盐御史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给盐商发放「盐引」;二是收盐税。盐务之复杂,一方面在于它涵盖的地理面积广大,另一方面,它背后的巨额利润极易滋生贪腐。在清代,盐政就是个大泥潭,一不小心,就会深陷其中。

▲《巨富盐商聚会图》清佚名/绘

本来,曹寅已经在织造的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为什么康熙皇帝又要派他接管盐政呢?

史景迁认为,表面上来看,织造升迁为巡盐御史本也平常。但是,这种常态背后,是帝王与宠臣之间的一笔交易,「皇帝可以借此稳定两淮盐税,又能握有更多的权力和银两」;而曹寅及他的家族也可以从中获得巨额财富,同时还算立了功。

曹寅初任巡盐御史,就给康熙提了一道折子,旨在改革两淮盐政。没想到,康熙帝当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在答复中说: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再留心细议。」

由此可见,康熙派遣他的心腹包衣管理盐政,其意并不在于肃清过去的积垢。史景迁认为,康熙的真实目的在于「牢牢控制余银,用以支应他的举措,或流入内务府的藩库」。说白了,曹寅就是康熙的一个「钱袋子」,而这种活计,只有直属心腹奴才可以托付。

史景迁在其后佐证了这一观点。他说,「在于曹寅、李煦当差期间,常规盐税往往难以悉数课得,但余银似乎总能按时课得」。从雍正朝一位官员的奏折中,史景迁分析,曹寅和李煦任内,余银上缴额度较往年提高了不少,一度超过32万两;但是,当曹寅和李煦卸任,余银制度却神奇地被废除了。

史景迁说,「这种制度的运作是得到皇上首肯的」。因此,无论是康熙还是之后的皇帝,「余银」制度始终存在着,目的就是在于为皇帝提供「私房钱」。

然而,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

1708年,曹寅迎来了巡盐御史的第三个任期,他开始发觉自己处境艰难。早在第二任期时,曹寅就与康熙讨论过两淮盐政,并提出改革建议。康熙皇帝漠视之。

直到1709年,曹寅上书,详述了当时的两淮盐政危机,并且断言「五年之久,商课难以转输,恐致商民困绌」。结果康熙皇帝依旧只回复他「知道了」。

后来,康熙终于批准盐商们可延期缴税,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曹寅迎来了他在两淮巡盐御史的最后一个任期。所幸,在这一任期中,曹寅找到了补救之道,弥补了部分盐税亏空。

史景迁说「康熙对待曹寅和李煦的标准比较宽松,只要他们可以阻止颓势,如期课征余银,他们大可以在两淮地区自行其是」。但是,曹寅在两淮盐政上的失误,为曹家埋下了祸根。

03.

「耳目」曹寅

除了做康熙帝的「钱袋子」,曹寅供职于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搜集舆情并上奏,以供皇帝在决策时参考。

在康熙朝,官员的行政奏本称为「本章」,通过通政司或内阁呈递。但是,皇上日理万机,很难逐字逐句阅读「本章」。因此,本章在进给皇上之前,其内容已经被摘简,格式也统一核验。这种转了几道手的奏折,根本毫无机密可言。为此,康熙皇帝想到一种「密折」制度。而最早参与到这种「密折」制度的,很有可能就是曹寅和李煦。

▲曹寅奏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纸本。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史景迁评论道,「密折」使得康熙帝的「私人运作真正达到私人化的地步」。并且,这个制度后来偶尔也被运用到其他一些保密内容中。

据考证,曹寅参与到这项特殊的上奏任务,大概是1704年。康熙帝在他呈上来的谢恩折子中朱批:

「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史景迁认为,从这一刻开始,曹寅和康熙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先前的朱批大体上是和蔼的、不经心的,主要是与收成或地方琐事相关;如今,康熙开始视曹寅为心腹,以直白的用语和他议论起封疆大吏。」

曹寅这时已过天命之年,而他成为心腹的日子,也就是这短短的一年。在「密折」中,曹寅展现出了作为暗探的一面,史景迁称之为「尽责、精准、机灵体察隐而不显的要害」。

除了上奏有关朝廷重臣的动向,曹寅还有需要奏报「流言与强贼」的情况。他有时会上报一些冗杂的内容,拉拉杂杂说一大堆。譬如麦子长得好,还有某个已告老的大臣要回乡扫墓,等等之类,看上去都是些索然无味的内容。偶尔,曹寅还会在末尾加上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但是康熙却非常受用,他甚至在某一次朱批中说,「知道了,已(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

史景迁认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非常随性的奏报,对人、对地方治理、对农作物、盗贼的漫不经心观察,让皇帝觉得很有用。」在康熙看来,这些都不一定是琐事,「掌握这类事情的准确情报乃是完善治理必备条件之一」。因为,「两钱的浮动,就是安居乐业与民不聊生的落差,强贼可能揭橥(zhū)明旗,大学士见闻广博,粮船则攸关税收」。

▲康熙皇帝45岁坐像,绘于1699年

曹寅的传信和奏折,填补了康熙统治中的一个切面,成为了他个人消息的特殊来源。这才是曹寅这个「奴才」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在曹寅的最后一批「密折」中,奏报了一项在史景迁看来是康熙朝「最棘手」的一件事——1711年江南科场舞弊。

这一次的事件,康熙同时收到多方奏报,但是只有曹寅的折子直指京派副主考为此次舞弊案幕后主使。其后,康熙两度撤换了主审舞弊案的臣属。在现存的正史记录中,史景迁发现,康熙在这个案子里,变成了一个轻率任性的帝王。但是,从曹寅和李煦的「密折」中,史景迁看到,康熙之所以撤换主审官,是因为他们敷衍调查,草草结案。

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曹寅和李煦的密折其实改变了这一事件的最终走向。

而且,在这个事件中,史景迁认为,「皇帝所要处置的,不光只是清廉但昏聩、贪污但能干之间的冲突,以及随之引发的对立。他所面对的是更凶险的难题,即满、汉大臣之间的公开斗争」。这一点,康熙在谕旨里,点出了这个难题:

「此案责审实难。若命满大臣审,则以为询庇满洲;若命汉大臣审,则以为询庇汉人」。

所以,康熙选择曹寅和他之后的李煦,是看上了他们的一个特质,即:能够同时沟通满、汉两族,「他们的知识、背景横跨这两种文化」。而且他们既是包衣,同时又是读书人,所以能够沟通满族上层精英,也能联系汉族清流。

康熙利用曹寅的密奏来谨慎斟酌对事务的判断,同时,给予曹寅需要的帝宠和财富,以及时不时的关怀。也正是做「密探」的这短短几年,曹寅与康熙真正在私人关系层面建立了联系。

史景迁将康熙评为一个「睿智的统治者」,他直白地响应臣子的疑虑,化解了君臣之间的距离感。「这是一种政策,而不是手法」。

04.

曹寅其人

《曹寅与康熙》是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在书开篇的序言中,史景迁就说「这并不是一本传记,本书试图把曹寅的一生与他生活时代的制度相勾连,并给予这些制度同等的重视」。

史景迁擅长写人,却又不直接写人。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被时间标注钉死在历史年表上的「死物」,正如他说的「对我而言,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刻的心情感受如何」。他将人物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中,从人物的表现和作为来侧写一个时代的变迁,他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

在史景迁眼里,曹寅可能创造了《红楼梦》中花团锦簇的大观园,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个幻梦世界;而在现实中,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史景迁用「范例」这个科学史的概念概括了曹寅的一生。

库恩(Thomas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定义「范式」(paradigm):(科学)发现始于反常异例的察觉,即认识到自然现象与主导常态科学的范式预期不一致。然后,对反常异例的领域继续从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调整范式理论而使得反常异例可以预期时,才停止探索。

曹寅以包衣的身份在京城一住就是15年。在这段时间之中,曹寅一半为满人,一半为汉人。一方面,他接近当时中国王朝的权力核心;另一方面,他又广交清流文人。史景迁评论他「满汉之别并没有让曹寅进退失据,反而还能优游兼容」。

▲曹寅晚年所撰「楝亭诗抄」

透过曹寅广阔的社交圈,史景迁分析出了中国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他认为,中国是个阶级社会,但是缺乏阶层。他将当时的中国精英群体划分为四类:汉官精英、旗人精英、皇家精英、地方精英,并将统治集团界定为「由皇帝、汉官精英、旗人精英与皇家精英构成的群体」。

曹寅正属于其中的「皇家精英」,并且是一个「在常规官僚体系以外拥有官职的例子」。这使得曹寅在获得上流阶级「群体归属感」的同时,其实也被排斥在了主流上升通道之外。

再加上曹寅在做江宁织造期间,动用大笔盐税贴补织造署。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全部由曹寅接待,让他再次向朝廷欠下巨债。可以说,康熙外放曹寅做事,为曹家累起了显赫的荣耀与财富,但在中心却填满着灾难的种子,并最终祸及曹家子孙。

▲江宁府秦淮河,出自《康熙南巡图》第十卷局部,《康熙南巡图》绘制的是康熙第二次南巡的场景,康熙在这次南巡中亲临曹家,史景迁推断他应该接见过曹寅。

曹寅身故后,其独子曹颙英年早逝,嗣子曹頫畏缩无能。1722年,康熙驾崩,曹寅七十多岁的内弟李煦随即就被新帝革了职。曹家的灾难就此开始。而与雍正皇帝在夺嫡道路上的政敌有所牵连的证据被人搜出,成了压垮曹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史景迁最后说:

「庇荫曹家七十余年的这棵大树,树叶繁茂,蓊蓊参天,集种种因素于一身:官位、财富、能力、伶俐,以及暧昧的包衣身份,它既为人仆役,也是一种特权地位,兼蓄满人与汉人的世界。但这棵大树的根并不牢固,其屹立全看皇帝的意思。没有皇上作为靠山,这棵大树必定倾倒,猢狲自然也就四散了。」

▲《楝亭图》卷一「曹司空手植楝树记」,张伯驹旧藏,先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或许,史景迁看似在描绘曹寅,其实他真正剖析的可能是康熙。曹家是一棵大树,高过那赫赫扬扬的「大观园」,但是它的根是浮的,它也许只是被帝王移栽出去的盆景。

史景迁在他的第三部著作《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trait of K'ang-hsi)中,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康熙皇帝。从《曹寅与康熙》中偶尔流泻出来的康熙的内心,在《康熙》中得到完整表达。■

▲《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
作者:史景迁
译者:温洽溢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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