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4月25日，眼看京师城破的明思宗朱由检，在太监的注视下自缢而亡。由此引发的政治和历史效应，让很多生活在数百年后的粉丝都哀叹不已。仿佛这只是君主本人的心灰意冷，造成了末世帝国的无可挽回。倘若能更早离开北京，依然有机会在江南的保留地内东山再起。哪怕不能得偿所愿，至少能保住更好的半壁江山。
事实上，崇祯的王朝已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于太祖朱元璋时代。这层差异性不仅决定了末代皇帝无法回到过去，也使任何南逃方案都显得不切实际。
1 明帝国的基本盘
明朝的体量在东亚占据绝对优势
在独霸东亚的200多年时间里，明朝的版图区间多有变动，但维系帝国的基本盘却从未有过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在篡位者朱棣的经营过后，横跨南北的两京格局就非常显著。作为都城的北京，是无可争议的行政首府与军事核心。留都南京也继续扮演着经济重镇角色。两地通过一条曲折而狭长的京杭大运河相连，构成统御四方的中枢大动脉。
从当时的总体经济结构来看，这样的布局也不是没有道理。朱元璋最初建都的南京，只在控制江南财赋方面有卓著贡献。但对于紧要的北方前沿来说，无疑是距离太远。由蒙元帝国留下的运河系统，已经因战乱而出现年久失修问题。滞后的海运技术，也让从长江直抵渤海湾的后勤具有很大风险。所以，一旦燕王完成鸠占鹊巢，便立刻将都城重新迁回北京。除去个人私欲的考量，更多是为直接统属大批军队。依靠重新修缮的运河交通，作为军事和经济的水乳交融。
南北两京与中间区域 是明朝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帝国的其他部分都不可能有两京重要，所有决策也完全以服务大局为重。例如位于大陆正中央的荆州，便只是一个控制长江水运的区域中心。坐镇关中的西安，也不过是支持前线军镇的指挥部。大部分物资都必须先由原产地送到北方，再视情况去分头调拨，绝不可能享受运河沿线的那种物流便利。像广州与泉州这样的偏远中心，则很容易被视为阻碍经济指导政策的“害群之马”。需要在政策上加以打压限制。乃至运河沿线的杭州、苏州、扬州、淮安、徐州和沧州，也必须为南北大动脉的正常运作牺牲自我。
从日后的许多战时动员来看，这套两头重-当中轻的模式，也一直努力发挥着自身价值。参加北京保卫战的许多勤王军，就依靠运河调动兵马抢粮。南下平定各地起义的京营，都需要首先走运河到南京集结。当就藩南昌的宁王发动叛乱，第一阶段的攻坚目标便是南京。姗姗来迟的明武宗王师，也是按部就班的到那里宣布胜利。庞大的部队如果远离这套运河系统，战力就会随后勤效率下降而同步衰微。发生在越南、土木堡与西南山区的许多溃败，也是这个原理在发挥效果。
明军一旦立刻运河支持 就会表现非常挣扎
然而，崇祯接手的两京体系，已经在各处遭遇到巨大挑战。例如位于顶端位置的京师，就需要面临满洲和蒙古的双面夹击。无论是皇太极的关外新强权，还是林丹汗的重建蒙古帝国畅想，都将对北京本身构成严重威胁。作为系统根基的南京，也只是在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因众多不可抗因素而陷入凋敝。至于星罗密布在当中的其他据点，也开始频繁受到农民军势力、起义官军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约而同攻击。由此产生的相互牵制作用，让明军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像过去那样重点出击。
实际上，类似进程并不开启于崇祯时代。但只要朝廷可供调配的经济资源还够应付，就不担心两京体系发生毁灭性崩溃。野战军团沿着运河机动，数次将北方的八旗兵、西面的农民军和南方的荷兰人挡在安全区外。哪怕有白莲教众一度切断漕运，也顶不住闻风而来的大批官军。直到全球化的经济因素影响明朝，崇祯手里的全部反应机制才迅速陷入休克状态。
漕运提供的钱粮 是明军战力的唯一保障
2 回不去的旧时代经济
荷兰崛起 预示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迁
17世纪的20-30年代，三十年战争让近代欧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数次宣布破产的西班牙帝国君主，终于开始要求宫廷降低美洲白银的开采速度。加上有成批的荷兰武装商船劫掠，使得流入远东的白银总量也大为减少。尤其当荷兰人的殖民据点延伸至台湾，无形中就为福建海岸的月港带来毁灭性打击。
当时的月港虽屡遭类似风波影响，依旧是明朝两京体系的南部延伸。通过南直隶与浙江的跨省转运，将大量出产的生丝、茶叶和瓷器销往美欧。再将维系中央财政的白银从马尼拉送回大陆，并交由皇家税吏直送京师等地的府库。但因热兰遮城的荷兰势力染指，让其的实际效率迅速降低，进而造成南直隶省的外贸经济遭遇寒冬。不仅有大批富户宣布作坊倒闭，用于栽种经济作物的田产也迅速荒废。借贷给他们的钱庄也无法收回投资，继而不断去抬高释放资本的门槛。所有人都将有限的白银私藏起来，形成商品价格的暴跌和生活物资的上涨。
诸如苏州这样的大城市 也出现商铺大量空窗
当由江南运往京师的赋税不断减少，原本就疲于应付的明军便彻底无法坚持下去。除了有辽东前线的精锐被清军逐次消灭，连原本资助蒙古同盟的外交经费也无力支出。崇祯皇帝为挽救边关形式，数次急掉内地的军队北上，给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武装以发展壮大机会。他们不断蚕食河南、荆州、湖南、安徽等省，甚至整个吃下关中与巴蜀，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政权班底。
可悲的是，双方还经常轮番威胁运河漕运，弄出让皇帝颜面无存的大新闻。而居于两京之间的据点，往往完全服务于转运工作，不惜磨平应有的经济和军事功能。自然会在危机面前毫无办法。唯有江南地区情况稍好，但也无法再为整套系统提供资本支持。最后一点有限的外貌收入，会被需要优先自保的福建等地截留。尽管肥了借机上位的洗白海盗郑芝龙，却不可能让厦门岛的舰队开进长江去协防凤阳。持续的衰退，甚至将许多过去被经济增涨所压制的问题，全部都暴露出来。一时间，大规模水患与沿线城市的重大火灾是此起彼伏，不断消耗着本应支援京师的有限岁入。
清军与农民军势力 都有轮番威胁运河漕运
此时的崇祯若想避免体系彻底崩盘，唯有想办法将张居正改革后成型的白银计价模式剔除。例如重返明英宗后期→明世宗驾崩之间的混合体系。允许白银作为重要货币保持流通，但要更多层面的人群使用铜钱、纸币或实物交易。然而，由于白银的价值已被全社会所完全认可，这样的做法只会让已经有限的资本遭所有人快速挤兑。其结果与不做改变没有任何本质不同。但即便是重回太祖朱元璋时代，全盘用按照朝廷指令生产的粮食、丝绸等物资作为价值衡量。也无法将官民们的价值认同在短时间内扭转回去。因外贸凋敝而遭重创的产业，更不可能因一纸调令而立即恢复......
所以，崇祯虽然没有基本的近现代金融概念，也会根据本能判断这些措施没有价值。尤其是作为基础的白银根本不握在自己手里，很难给余下的两京漕运体系以根本性支撑。因为沿线的庞大官僚机构和军队，无时无刻不再耗费天量资源。若他们的胃口无法得到满足，则防御能力极弱的扬州、淮安、徐州和沧州都会出现纰漏。让迂回突破长城的清军或大举东进的闯王将京师完全锁死。哪怕是两京本身，也要为长治久安而将战线延伸到辽东、晋北、荆州和福建。等于是为执政者制造一个永无止境的吞金黑洞。
没有充足白银 明军就连基本忠诚度都有问题
可笑的是，不少自诩聪明才智胜于崇祯的后世粉丝，还幻想皇帝能早点跑路到南京去亲自部署。但就算留都的备用六部被全部激活，朱由检也无法下圣旨给秘鲁的西班牙总督，要他为大明朝增加白银开采量。加之缺乏投资和技术组建强大舰队，免不了运宝船在进入台湾海峡后被荷兰人截住。后来的南明弘光政权，就因完全相同的困境而飞速灭亡。崇祯帝若提早数月抵达，也不可能阻拦江北四镇的兵痞倒戈，并凭空变出增援史可法守扬州的红衣大炮。
因此，积重难返的明朝，在交到崇祯手里时已行将就木。这位心高气傲的君主虽有许多加速灭亡操作，但换成其他人替代也不可能有更好看的结果。如果还要逆天而行的倒退回朱元璋时代，只怕会在历史上留下更多辣眼睛的悲欢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