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诗家幸:魏晋乱世,士人自我意识觉醒如何成就魏晋风度?

subtitle 大话说史03-25 20:35 跟贴 2 条

历史的年轮不断向前推进,中华大地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局面后,迎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纷争与动荡。乱世中蕴含着思想的活跃,“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文人们来说,乱世中国家精神统治的藩篱瓦解,大可以一舒胸中块垒,快意人生。正因为摆脱了现实中礼教的枷锁,魏晋士人才有了千古不决的独特气质与情怀,是为魏晋风度。
东汉以后,宦官和外戚你方唱罢我登场,视国家公器于无物,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士人们深受其害,“党锢之祸”的爆发更是无情地击碎了士人们的救世思想。在儒学式微、名教危机的背景下,士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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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崩塌

先秦时期,社会潮流汹涌激荡,诸子百家思想在乱世之中产生并互相学习融合,成就乱世中的思想盛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各家的政治参与度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并没有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诸子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储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里,等待着后世的翻阅与对话。

汉武帝时期,各种经典与阴阳术数相结合而产生一系列谶纬之学。董仲舒将春秋大义与阴阳术数结合起来,进而阐述三纲五常,从而确定了大一统等级界限森严的尊卑秩序。而这种附会思想经过经师鸿儒的不断解说日渐累赞,逐渐失去其内在的创新动力,两汉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魏晋之际日趋瓦解。

由东汉末党锢之祸及黄巾起义的熊熊烈火开始,历史的车轮将士人们抛出正常的人生轨道。而国家机器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因皇权的孱弱失去了固守的能力。魏晋之际,政权再一次陷入频繁更迭的泥潭,生民涂炭,读书人岂止长叹!

不幸生逢其时的士人在动乱的社会中面临了时代难题:是虚与委蛇认可新政权甘为其附庸?还是坚持正义为旧政权殉葬?抑或隐居山野以全其性?事实是,士人们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其选择的权利也在无形中被剥夺了。嵇康隐居山阳因不与新政权合作而被谗佞小人罗织罪名处死,阮籍抑郁苦闷似醉还醒却也终究难逃司马氏的纠缠。

但是浸透儒家救时济民理想的士人是有人格,有良知的,当旧的意识形态伴随着旧王朝的崩塌而不复存在时,士人们那被现实痛击的敏感神经也苏醒了。他们在浓厚家学气氛的熏陶下,有意无意地从经书古籍中汲取精神营养,并以其切身感受为催化剂,对先秦诸子的思想重新产生了兴趣,由此而产生了对经典的再解读。

二、清谈之风的倡导

两汉到魏晋,世家大族在宗法制观念与血缘关系、地域关系的相互作用下,其内部组织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紧密。而由于其抱团的向必力与作用越来越强大,世家大族在政权角逐与运作中的作用和参与度也就越发强大,对于精神领域的影响也就自不待言。

魏晋时期,随着门阀政治的兴起,既得利益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把持资源,挑选人才的标准也很有歧视性地标榜门第,区隔贵贱,造成“上品无寒口,下品无士族”的政治局势。政治资源的集中必然导致了人们对于入仕的角逐,人与人的关系被等级秩序严格牵制,而寒门子弟不得已投靠世家大族门下,导致清谈之风盛行。

魏晋之际,在政治领域占据地位的士人同时也是时代思潮的引领者。《世说新语》讲何晏首倡玄风,这只是开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之所以发生碰撞、会通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玄风,靠的不是玄学家的皓首穷经的引经据典,而更多是政治领袖极具有号召力的清谈活动。

东晋最具政治领袖威望的王导也是清谈领袖,王导对于“声无哀乐”、“养生”和“言尽意”三个论题谈论得尤其深入,他对清谈十分痴迷,甚至因为与人清谈彻夜以致早上见客都来不及梳头。王导之外,东晋谢安对于清谈也很是推崇,王義之劝诫他减少清谈,免得耽误国家大事,他不为然地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从谢安的立身处世来说,清谈与实干并不是对立冲突的,是一种与人交流的方法,同时也是展示自我才情的方式。

西晋的开国皇帝虽然是以血腥与权谋问鼎皇权,但东晋时期,因为八王之乱的消耗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皇权无力独大,不得不选择与大族共享权力。这不仅是对皇权的一种制衡,相应地也是对贵族特权的一种庇护。世家大族对于清谈的热情非同一般,在他们的推动下,清谈自然成了士人们很日常化的行为。

三、禁忌与放纵:士人自我意识觉醒与魏晋风度

面对现实伪礼教的束缚与虚伪表演,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从哲学层面探讨圣人是否有情?圣人缘何制礼?人之在世是任情还是守礼?这种种问题的背后其实是魏晋士人在纷繁的世相中不自觉自我意识的觉醒,探讨如何在礼的禁铜下找寻到表达自我的出口。

魏晋时代士人的精神在剥离了现实的繁琐之后,似乎道遥于自我的精神世界。然而事实并不尽然。面对生死别离、世事无常,他们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君子更脆弱、更容易动情,他们伤春悲秋、感叹故土、痛惜生命的调零、人生的多变。这个时候,那些情感喷薄、愤世嫉俗然的士人们从圣贤的典籍中挖掘“圣人有情”的依据,推己及圣人,力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是王戎掷地有声的回答。是的,魏晋时代是一个多情的时代。面对北方山河沦陷,朝廷偏安一隅,而自己壮士暮年却壮志未酬,作为一代枭雄的桓温也难免触景生情。这种家国兴亡与自我生命之思相互激荡怎不叫他们柔肠百转!

《世说新语》多角度地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娇嗔贪恋痴迷。魏晋时代的的士人不讳言自己的自我意识,酣畅淋漓地表达自身感情,然而在任情与克制之间,他们的情感表现却是复杂的。阮籍在母亲去世时大肆地饮酒吃肉以示对礼法的蔑视,却最终难逃情的束缚,这说明情是主观流溢而非伦理规范或者个人理性能控制得了的。

尽管经受了太多时代的风云变幻,但魏晋士人在精神领域的自由空间还是挺大的,他们更多的关注自我的生命体验。安说桓子野“一往情深”;狂傲之如阮籍在邻家妙龄女郎不幸去世时依然悲不自胜;嵇康临刑,依然要倔强地奏一曲《广陵散》。在生之留恋与死之感伤中,士人的生命体验愈发细腻、真切,这才是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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