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总统图书馆?那是宋朝的“馆阁”玩剩下的东西

subtitle 倾听的历史观03-25 18:44 跟贴 4 条

话说宋太祖赵匡胤以一介军头之身当上皇帝之后,心里其实是很慌的。毕竟从唐末以来,皇帝就像是摆在军头砧板上的肉一样任其宰割,他老赵玩得那套“黄袍加身”的把戏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他的部下凭什么就不能再搞一次、把他的赵宋江山变成五代之后的“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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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家江山的长治久安,赵匡胤算是操碎了心。他先是靠一杯酒收走了武将的兵权、打折了他们的骨头,又采取了极端的“强干弱枝”的办法将军权牢牢的把持在皇帝的手中。为此,除了对京城安危息息相关的幽云十六州以外,他一句“此非吾有也”就放弃了西南的大片土地,并纵容党项人在西北边地坐大,最终使得宋朝没能一统天下,沦为了一个可怜的割据政权。

收了军权之后赵家皇帝还打算收尽天下人心。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拉拢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集团,与之“共天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避暑漫抄》宋·陆游)这一祖训在两宋319年里基本得到了执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至于最终宋亡时,以读书人为主的10万军民随小皇帝赵昺壮烈的蹈海而死,由此可见一斑。

要收买人心,光靠一个虚名和一块“免死金牌”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慷慨大方的赵家皇帝们又设计出一套重叠繁复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官制,毫不吝啬的大撒权、钱、名。这固然大大提高了醉心功业的士大夫们对皇帝的忠诚度,但也使得政治体制极端复杂、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最终形成了始终困扰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

宋朝还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馆基础上,设立了专门收藏本朝历代皇帝的御制文档、典籍、书画等“御集”的馆阁及相应的职官。在近千年之后美国人搞出来个总统图书馆,看上去就像是对宋朝馆阁的全盘复制或是抄袭。

宋朝的官制被搞得复杂无比,似乎就是为了给官员多发几份工资?

宋朝官制之复杂,可不是一句“陈陈相因,叠床架屋”就能概括的。宋亡之后,元朝名相脱脱修《宋史》,估计这货也被脑洞大开的宋朝官制折磨得薅光了头发,最后气得破口大骂: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若此。”(《宋史·卷一百六十一·志第一百一十四》)

上面这段引文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官”是用来发工资的,“职”是用来臭显摆的(名望与资历),“差遣”才是权力的所在。除此以外还有文散官衔的“阶”、武散官衔的“勋”以及更高级的“爵”,除了可以让皇帝多出几个给官员发工资的渠道以示恩宠,还可以用来打发没地方安排的多余和闲散官员。

你以为这就完了?作为本官的“寄禄官”除了要分为官品十八级以外,还有“加官”,又称“检校官”,又分成十九等;有实际职务的“执事官”,差遣又有判、知(主管)、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之分,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等等,在职级、权限、任期等方面又各不相同。

我已经竭尽全力用最简练的文字试图浓缩宋朝官制的精华,一些不怎么重要的干脆舍去不提。即便如此,还是让我头大如斗。

理论说起来其实还算明晰,在实践中就更让人头大了。

宋太宗赵炅(赵光义)的孙子赵允弼死后,在他的墓志铭上堆砌的官衔能让人疯掉:

推诚保顺同德亮节守正佐运栩戴功臣、凤翔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太保兼中书令、行凤翔尹使持节泰州诸军事泰州刺史上柱国、东平郡王食邑一万七千一百户食实封四千八百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相王。

正好100个字。我特意用顿号将代表不同含义的部分区分开来,否则一口气念下来能把人憋死。

第一截“推诚保顺同德亮节守正佐运栩戴功臣”是所谓的功臣“名号”,除了吹捧功能外屁用没有,可以直接无视;“凤翔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这一截记载的是赵允弼的“本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小赵当过凤翔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可以被尊称为“使相”,即没实权的挂名宰相;第三截“开府仪同三司”是指他的散官衔,为从一品,位居文散官三十七阶之首(政和末年时,上下文同);第四截“检校太傅太保兼中书令”是指检校官,大体跟今天某些教授、博士之类的头衔前边要安上“名誉”二字一样,可以拿来显摆,也可以用来丢人。

第五截“行凤翔尹使持节泰州诸军事泰州刺史上柱国”代表的是勋官衔——宋朝的武勋官共有五十二级,上柱国为勋官级等之首;最后的“东平郡王食邑一万七千一百户食实封四千八百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相王”则代表着赵允弼的爵位、食邑以及追封。

这让人眼花缭乱的100字官衔其实都是虚衔,那么这位赵王爷的实职是什么呢——管理皇族事务的“判大宗正事”(判是指以高位就低职),是赵允弼一生中干过的唯一一项实际工作。可能是这个职务实在太不起眼、感觉有些丢人,所以都没好意思往他的墓志铭上写。

有人会问,整这么一大堆虚衔有什么用?其实用处大了,比如说每多一个虚衔,就能多领一份工资。

比如光“使相”一项,一年就有俸钱4800贯、禄米2400石,还没算国家需要给付的丝帛等“衣赐”、100名仆从的工资等福利;文散官和武勋官两项,每年可领俸钱2400贯、各种“衣赐”百余匹;此外检校官还能每年多收入3000贯左右,爵位的食邑更使得一个望县(宋朝户籍在四千户以上为望县,二千户以上为上县,一千户以上为中县,不足五百户为下县)的税赋收入成为他的私产。

更别提除了工资以外,宋朝的官员还有职田、祠禄、恩赏等其他收入——所以相比那个干巴巴的“判大宗正事”,这些乱七八糟的一大堆虚衔才是让赵王爷活成人上人的根本保障。

后世的政府机关非常强调精兵简政,最好是一个萝卜能占好几个坑。宋朝的情况则是截然相反,恨不能在每个坑里都挤下无数个萝卜。这固然形成了看似人人都管事,最终谁都不管事的糟糕局面,使得人浮于事导致效率低下、官员间热衷内斗互相扯后腿、靡费巨大却养了一大堆闲官等弊病,却有效的杜绝了大臣擅权威胁赵家江山的问题。所以宋朝的皇帝虽然没完没了的改革官制(元丰政改、宣和政改以及南宋政改),却始终对此换汤不换药。

大概在赵宋皇帝看来,只要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算是问题。

宋朝的“馆阁”不但是皇家图书馆,还是士大夫专属的“禁脔”。

顶在赵允弼脑袋上的“官”衔堪称又臭又长,“差遣”也有个判大宗正事充数,可是他没有“职”——原因其实很简单,小赵虽然身为龙子凤孙,却没有资格染指唯有士大夫才能当的“馆阁官”。

宋沿唐制,在京师设昭文馆、史馆和集贤殿书院,称之为“三馆”。同时宋朝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参政知事”为副相,一般不超过5人,或“三相两参”或“两相三参”。在宰相满编时,通常以兼昭文馆大学士者为首相,监修国史(执史馆)者为次相,兼集贤殿大学士者为末相。曾任宰辅(或检校过)而去位的元老重臣,也会被授予殿学士的荣衔。有宋一朝,曾以殿学士为职名的分别有观文殿、文明殿、资政殿、端明殿、紫宸殿、保和(宣和)殿、延康殿、述古殿大学士、学士等。

美国有总统图书馆,用于保存总统的档案文件以及个人物品、图书、艺术品等藏品,有些人就忍不住啧啧赞叹,其实这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而已

这里说的就是宋朝的“馆阁”。设立作为皇家藏书机构的馆阁及相应的职官是宋朝的首创,宋真宗赵恒刚即位时,可能是很想念他的老爸赵炅,于是下令修建龙图阁以供缅怀:

“阁上以奉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宋史·卷一百六十二·志第一百一十五》)

从此在位皇帝给先帝建阁、也就是皇家图书馆成了宋朝的惯例(赵恒和他儿子赵祯甚至活着的时候就给自己建阁)。除了开国的宋太祖赵匡胤没人搭理、南宋后期的诸帝焦头烂额的无暇顾及以外,其他的两宋皇帝大都拥有自己专属的“阁”以收藏御制。诸阁之间本无高下之分,但以资格最老的龙图阁为尊,同时以在位皇帝给先帝新建之阁为重。

既然是皇帝图书馆,自然就得有图书馆的“馆长”和各级“馆员”。根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馆阁职衔中观文殿大学士为从二品;观文殿学士、资政殿、保和殿大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以及诸阁学士为正三品;诸阁直学士为从三品;保和殿以及诸阁待制为从四品;诸阁值阁为七品或从七品。虽然馆阁职衔不一定很高,但非常的清贵,尤为士大夫所重。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北宋名臣包拯,入仕初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及数路转运使、知州,入朝后先后授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但是因为他曾担任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因此在官场上别人对他的尊称就只有“包待制”或“包龙图”,而非以其他品级更高的职务称呼。

宋朝的馆阁官可被视作皇帝的侍从官,“无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文献通考·卷五十四·职官考八》)。他们不但是皇帝的顾问,随时可以对国家大事发表看法和建议,同时还负有台谏言官的责任。由于馆阁官(尤其是诸阁官)既身份清贵又通常能“简在帝心”、升官很快,所以这帮骄傲的家伙通常脾气很坏、嘴巴很臭,骂起人来从来没什么顾忌。比如范仲淹在担任天章阁待制时,就把一众朝堂大佬们折腾得鸡飞狗跳:

“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仲淹曰:‘论思正侍臣职也。’……时吕夷简执政,仕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夷简滋不悦。”(《续资治通鉴·卷四十》)

在皇家图书馆谋得一份工作,是无数士大夫的终极理想。

因为馆阁官既清贵又容易升官,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简直爱死了这些皇家图书馆,为了在这里谋得一个职位他们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比如投靠权臣、剽窃文字等等。为此曾把文坛领袖欧阳修惹得大怒,专门给皇帝上了奏章告状:

“臣窃见近年外任发运、转运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馆职授之,不择人材,不由文学,但依例以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当要剧之任,欲假此清职以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滥,本欲取重,人反轻之。加又比来馆阁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干吏羞与比肩,亦有得之以为耻者。”(《欧阳修文集·卷一百二·奏议六》)

老欧阳的牢骚恰好说明了馆阁官所受到的追捧,简直到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程度。像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就始终为不能“入馆”而烦恼,曾赋诗云“仕宦不由天禄阁,坐曹终日漫皇皇。”还意犹未尽的在诗后自注“辙顷自绩溪除校书,即未至京,除右司谏。竟不入馆,故以为恨。”最终直到他死后,才被追赠为端明殿学士,也不知道他泉下有知能否除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北宋名士、在文坛与欧阳修地位相仿的梅尧臣,为官30余年却苦求一馆阁之职而不得。更惨的是,老梅连死后追赠的馆阁官都没捞着。

而一旦入了馆阁,不但意味着进入了升官发财的快车道,而且立马就能被视作社会名流、文坛中坚,于是身价百倍不说,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都不一样了。素有神童之名的杨亿在未入馆阁之前,曾因为没有资格参加太宗皇帝举办的赏花宴而自怨自艾的作诗曰“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将馆阁官比作仙人,自己则是凡夫。而当他终于入了馆阁以后,马上就变成了另一副嘴脸:

“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时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却扫编·卷上》宋·徐度)

曾经的“凡夫”转眼间就敢在前辈先达面前自比贾谊、司马相如,可见能够有幸身入馆阁给他的心理带来的巨大变化。类似的例子还有刘敞在《和张景纯初置馆中》一诗中调侃好友在入馆前“颇如丧家狗,累累敞精神”,入馆后则“慷慨气益遒,咏歌思逾新”,几乎跟杨亿一副德性。

进了馆阁固然是好事,可是何以使得他们失态到如此有失体面?

前边说过馆阁官不但清贵而且容易升官,这只是表面上的好处。对于那些在仕途、学术上有上进心的官员,尤其是年轻人来说,馆阁的好处可不止这些——比如这里是大宋朝最好的人才培训中心,再比如这里还是结交政治盟友、铺平未来仕途最好的所在。

在活字印刷术尚未完善和普及的宋朝,书籍仍是昂贵且稀缺的资源,更别提那些孤本善本以及传世书画等珍品。但在作为皇家图书馆的馆阁,这些东西从来不是什么稀罕玩意,甚至被欧阳修称之为“书林”。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终生未得入馆的梅尧臣受友人之邀观赏三馆书画,老梅当时的表现跟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几乎没什么两样:

“五月秘府始暴书,一日江君来约予。
世间难有古画笔,可往共观临石渠。
我时跨马冒热去,开厨发匣鸣钥鱼。
羲献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轴光疏疏。
最奇小楷乐毅论,永和题尾付官奴。
又看四本绝品画,戴嵩吴牛望青芜。
李成寒林树半枯,黄荃工妙白兔图。
……”(《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

也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梅一入馆阁就激动得语无伦次,就是因为入馆读书以及钻研其中珍贵藏品几乎是所有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对于馆阁的教育功能,苏轼深有体会:“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苏轼集·卷七十·启四十三首》)同时馆阁还承担着思想文化交流的功用,成为经学讨论和传播最重要的场所之一,“顷在三馆,所从者多得海内之耆英,而朝夕与之周旋,盖亦忘寝与食。广求博取,以究心于讲学之益,不知年数之不足也。”(《拙斋文集·卷八》宋·林之奇)

而这样思想上的交流,又促成了不同政治、学术理念的形成与分野。最后通常是庞杂的大集会被更为纯粹的“雅集”所取代,这些年轻的官员、文人们往往在无意间便区分开不同的政治道路和学术观点。而不论贤愚、多寡,在馆阁这个开放包容的地方,他们总是不乏盟友和同行者。

正如曾巩所云:

“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浸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笃于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元丰类稿·卷十三·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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