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为何比蜀汉命硬?这个特殊技能,吓了魏晋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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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瀛洲海客

东汉末年,王室解扭。黄巾肆虐,诸侯混战。曹操得汝颍士族相助,率先定鼎北方。自此,魏国独占中原地区十之八九,其锋芒正盛,令蜀汉与东吴不得不联起手来,方能堪堪抵御。

令人意外的是,进攻性很强的蜀汉政权(221—263年),却率先亡于曹魏之手;而一向注重安稳发展的东吴政权(222—280年),在盟友蜀国灭亡之后,竟然独自扛起魏晋攻势长达十七年之久。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吴有长江天堑为险,因此能多次将敌军据之门外。但从现实原因考虑,东吴之所以能将自身的地理优势充分发挥,其实离不开江东地区发达的造船业,这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项硬核技术。

一、东吴发达的造船业

魏晋时期,由于中原饱受战乱侵袭,导致全国经济、政治中心出现一定下移,并逐渐形成以长江为分界线,南北互相对立的政治格局。在此情形之下,孙权的战略构想则是:“不取荆州,无以据长江;不据长江,不足以保江东。”

无论是取荆州、还是保长江,其实都离不开水战。正所谓“巧妇难煮无米之炊”,既然需要水战,只凭借善水性的精锐水师,显然还远远不够。因为水军士卒们想要有“用武之地”,还需要大批坚固战船来施展自己的本事。

正因如此,东吴政权极为重视造船业。在此期间,东吴造船规模空前庞大。据相关史料记载,东吴在武昌、建业、荆州、建安、夏口等地,皆设立有多个大型造船基地。

据《元和郡县制》记载:“东汉改为侯官,吴于此立点船都尉,主滴徙之人作船于此。”不难看出,为大力发展造船业,东吴还特设相应官职,令其督造战船。可见造船业对东吴来说,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武器这一高度了。

《吴历》中提到,曹操进攻濡须,孙权自引水师迎敌。曹操见江东水军“舟船器仗,法伍整肃”,登时便体会到江东水师的强大,于是他感慨道:“生子当如孙仲谋。

不仅如此,东吴造船业的效率也引人侧目。《三国志·孙綝传》注引《吴历》又说:“少帝於宫内作小船三百馀艘,饰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仅仅是在宫内,便能迅速造出三百搜带有装饰性的小船,更别提一些专门的大型造船机构了。

二、东吴战船的先进性

决定一场战争的因素向来复杂,因此东吴若只是拥有足够数量的战船,未必能总是在水战中取得优势。事实上,不仅东吴战船的规模与数量十分可观,就连它的造船技术,亦是十分先进。

首先,这体现在战船的动力系统上。《太平御览》注引《南州异物志》中说:“随舟大小,或做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木头,叶如脂形,长丈余,织以为帆…...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急浪,所以能疾。”

《南州异物志》的作者,便是东吴太守万震。由此可见,东吴战船中上的船帆,已经得到极大改进。这种复合式船帆不仅能让东吴战船得到更加充足的推进力,而且也能风浪、天气等因素随意调整升降,从而在保证战船快速奔袭的同时,还能使得战船的平衡性与稳定性得到有效保障。

其次,东吴战船率先配备了“碇石”。古代战船在水面上行进时,是远离岸边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船只都需要“碇石”来稳固船身。有个专业名词,叫做“抛锚”,它不仅指汽车发生故障而停止,更有船只下“碇石”使自身停稳的含义。

而古代文献中关于“碇石”记载,最早便见于《三国志·董袭传》:“建安十三年,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可想而知,东吴水师与敌军交战时,士卒们在自家船上奔走,犹如是“如履平地”。这么一来,东吴士卒自然能在水战中占据明显优势。

另外,东吴战船的载重量也很可观。《三国会要》中提到,东吴有一种楼船,“载坐直是士三千人”,可见其规模之大,已经远超同时代的战船。

综上,江东能屡次在水战中取得胜利,并一次又一次将敌军拒之门外,离不开东吴战船在速度、稳定性与规模方面上的先进性。换句话说,也正是因为东吴造船业的飞速发展,江东水师才总是能在水战中占据先机,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以致于《太平御览》中有句话,叫做“舟揖为舆马 ,巨海为夷庚”。东吴水师立于战船上,就像是骑马坐车一样平稳;即便长江再怎么波涛汹涌,东吴水师依旧是如履平地。这句话,不仅是东吴造船业的真实写照,更是江东水战屡战屡胜的重要原因。

三、东吴败亡不可归咎于水师

说到这,或许有人会疑惑:在发达造船业的支持下,东吴既然已经拥有了一支强悍的水军,为何还是没能坚持多久?事实上,东吴灭亡,不可归咎于其水师不强盛,而是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且从水师角度说明一下:

蜀、魏两国相继灭亡后,司马炎便令人着手在蜀地打造水师。一方面,造船需要树木,而巴蜀又多林地,晋军在打造战船之时,可以就地取材,从而避免运输材料带来的不必要麻烦。

而另一方面,长江是自西向东而流。晋军从西蜀出发,可以顺利而下“直捣黄龙”,直接对东吴都城建业造成威胁。因此不难看出,西晋对荆州出兵伐吴的计划并不看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点:东吴水师尽管有所衰落,但依旧强大且不容忽视。

正因如此,西晋只能另辟蹊径,效仿东吴据守曹魏的原理,采取“顺流而下的”作战计划。果不其然,晋军分六路大军伐吴,其中王濬率领的大军脱颖而出。他带兵从蜀地顺流东下,一路势如破竹,最终迫使吴主孙皓献城投降。

东吴据长江天堑,屡次在水战中取得大胜,便得益于上游优势;谁知日后灭亡,也吃了下游的亏,可谓是时也命也。

参考文献:《三国志》《三国会要》《太平御览》《汉晋水军研究》《魏晋南北朝水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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