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接受中国一家媒体的连线采访，主持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日本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问题上，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民？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疫情发生2个多月来，日本的一些行业与企业遭受了很大的冲击，已经有一些企业倒闭，民众的收入也受到影响。
就个人与家庭来说，面临两个冲击，一是收入减少，二是开销增加。
根据2019年实施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厚生劳动省实施）显示，日本企业员工中，男性21%，女性55%属于非正式员工，也就是合同工和临时工。
问题来了，由于2月份，外国人游客总体减少了58%，尤其是主力军的中国游客减少了80%以上，因此，大巴司机、导游、旅行社员工、餐饮店员工，失业率和待业率瞬间达到了60%以上。北海道的一家旅游大巴公司，12辆大巴车天天在停车场睡觉，12名司机只留下1人，其余都被解雇。
东京的一家调查公司使用大数据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东京正在变成一座“空城”，因为各大公司都开始实行在家上班制度，中央商务区往日熙熙攘攘的白领们，也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公司只留下正式员工，把一些合同工和临时工赶回了家。
就连全日空航空公司，由于国内外航班的大幅减少，也开始实施变相的减薪对策，5000多名空姐被要求轮流在家休息几天。
那些以承办演唱会、承办展会为生的灯光师、音响师、化妆师、美工设计师、跑龙套的演员歌手，大多数属于个体户，大型活动被限制后，大家集体失业。
收入减少了，但是开销却上去了。
一方面，孩子被停课放假，本来午餐在学校吃，现在轮到一日三餐都蒙在家里，而且零食的消耗量也上去了。另一方面，那些平时上班的非正式员工、个体工作者，也整天窝在家里找东西吃，饮食开支也增加了。
一位家庭主妇说，孩子们一回家，发现卫生纸的消耗量也呼呼增加，一卷纸一、二天就没了。
这样一来，日本政府需要救济的，不只是企业，更要救济到每一位国民，每一个家庭。
日本人有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我平时交了税金给你，那么我困苦时，你就有义务帮我。
那么，我们来看看，日本政府怎样来帮助国民度过疫情苦难期？
目前已经实施的补助政策有3项：
第一，因为孩子停课放假，需要回家照顾，无论是正式员工还是合同工、临时工，一天最高补助8330日元（约532元人民币）。
第二，个体经营者、自由业者（包括艺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而歇业，每天补助4100日元（约262元人民币）。
第三，对于收入减少的家庭，政府决定借给其最高20万日元（约1万2800元人民币）生活费。
以上3项补助，只是帮助家庭因收入减少陷入困境，但是无法让家庭产生额外的受益。也就是说，不会让家庭扩大消费，刺激市场经济。
于是，日本开始讨论如何对家庭实施现金补助的问题。
日本国民民主党向政府递交了一份经济对策案，提出应该给每一位国民分发10万日元（约6397元人民币）的红包。同时，将消费税从目前的10%减少到5%，以鼓励国民消费，阻止经济下滑。
日本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曾经给每一位国民分发过1万2000日元（18岁以下为2万日元）的政府红包。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对国民生活与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世界金融危机。因此，安倍首相领导的执政党，也觉得应该比上一次发多一点的现金才是。
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在19日的记者会见中说，如果决定的话，迅速支付给国民，是完全可以实施的。
那么好包的金额会是多少呢？西村没有说，安倍首相也不吭声。但是最新的消息说，日本政府有可能男女老少每人给发3万日元（约1919元人民币）。
安倍首相说，我钱不多，但是还可以出力。
安倍出什么力呢？
他已经要求所有的电信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如果国民因为生活困难，难以支付各项费用的话，你不能给他停机、不能断气、不能断电、不能断水，必须要给予一定的宽限期，保证国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据说，我们在日本认真纳税的外国人，也能淋到一点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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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头号的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先生写的《日本还是第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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