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一项关于土地管理制度的《决定》，宣布除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事项下放给各地方政府，由它们进行授权。
政府的每一项政策，都会有受益者与受损者。那么这次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授权主体的变更，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审批权的下放，将会直接导致土地的供应更加市场化。由于之前地方政府无权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导致城市周边的相应土地资源被长期闲置，工业聚集区、商业区的附近就是农田，由于无法修建公寓，导致工人与上班族不得不租住到离上班地点更远的地方上，以寻求廉价的地租。
这一方面是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还增加了无效的居民经济支出。
其次，由于建设用地只能有国务院审批，导致市场供应量不足，建筑用地的地价节节攀升，甚至被炒得虚高，在部分城市的郊区，如重庆、武汉、杭州等地，同一片社区规划中，农田的旁边就是居民楼，然而两方的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这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经济负担，虚高的建筑用地拖累了城市gdp发展，也使得经济容易中空。
最后，对于城市规划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掌握了农用地转建筑用地的审批权，当要征用农田或拆迁老旧小区时，政府在补偿居民时将能掌握更多的会谈资本，对于征用或拆迁后的补偿，以及过渡迁置时的安置，政府也能留足更多的余地给居民。
这一方面不仅促进了城市建设，还有利于居民本身生活品质的提高。
由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享有审批授权之后，能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减少无效的居民支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与建设，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那此次的审批授权的转移，其利益受损者又是谁呢？
答案是城市中的房地产资本。中国的房地产商如恒大、碧桂园，手里早就囤了一大批地，李嘉诚囤地既不开发、也不出售，坐等升值的乱相近在眼前。当地方政府掌握审批授权后，意味着地方政府随时拥有着土地开闸的权力。
从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将进一步掌握对土地供需的控制力度，从而规避房地产商囤积居奇。
同时对于拥有多套房产的炒房客与投机商而言，逼迫房地产商清除库存有利于让该人群释放闲置的房产，从而减轻国内的住房、租房压力。
其实当国务院愿意将该项授权下放时就可以看出，国家经济的政策正在逐步转变，由房地产驱动经济的方向出现偏移，就如同当年的盐铁专营下放到民间一样；这项措施对国务院本身也是有利的，简政放权，不仅为地方新基建提供更多的建设用地，也导致了以往几亩地、十几亩地的小改动都需要副省长打包向国务院解释的僵化形式消失。
以往，国务院、国土部仅一个省份就需要处理上千项鸡毛蒜器的土地审批，该项措施出台之后，国务院的行政效率也会相应提高。
从这，我们也能看出，国务院出台无小事，每每一项《决定》的出台，都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国民的多项收益，唯一利益受损的，就是只有那些危害经济体制、或者与国家经济发展方向不一致的既得利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