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魏碑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在金石学研究中成为影响最大的书法”？先回答我的看法：魏碑主要是用笔露锋较多，结体张扬宽博，见楞见角，隶书的笔意痕迹非常明显的楷书。
魏碑是从隶书到楷书演变过程中的必然过渡，留下了烂漫天真，雄强大气的书法美学资产，是中国书法史上从隶书以后到楷书成熟，最为生动活泼的书法艺术资源，是隶书的告别与楷书的开启。虽然唐代以后抛弃了魏碑过于张扬的许多成分，但是，魏碑的艺术价值是不朽的，就像隶书的美学价值一样，受到后来书法家的重视。
相比较于隶书，魏碑已经不是隶书，而是最接近楷书的书法，是楷书的后花园，是丰富和发展楷书的最大的艺术营养宝库，是近代碑帖结合的书法实践源泉，是现代书法启蒙，因此，在清代金石学书法体系金文、隶书和六朝书法的研究中，成为影响巨大的一种书法风格。
但是，原本从唐代以后，魏碑就不是什么问题，中国历史上也没有魏碑这么一个书法专有名词，而且，魏碑又是概念不清楚的一个书法概念，例如，有些隶书像《爨宝子碑》也被视为“魏碑”，这就叫人对魏碑有些不好认识了。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魏碑”？魏碑与中国书法史是一种什么关系。
魏碑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年轻的一个词，但是，他与楷书的年龄、资历是一样古老悠久，都已经超过1700岁了。
在清代乾隆年间就有“碑书”的说法，也有一股扬碑抑帖的思潮。但是，学者的“碑书”不但有金文，摩崖石刻，还包括了汉碑和六朝碑刻。基本上属于“金石学”。
“魏碑”一词是后来慢慢才从“碑书”中清楚起来的。一开始，也不是叫“魏碑”，而是叫“碑”。
康有为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出“魏碑”这个书法概念的人，所以，魏碑这个书法名词，只有大约只有120年左右的历史。
例如《龙门十二品》，最早就出自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的《校碑随笔》的著作之中。
而方若的《校碑随笔》虽然是宣统年出版的著作，但是，他的这部著作研究的时间很长，书中的“碑”，与阮元、包世臣一样，也包括了金文、摩崖石刻、隶书汉碑和六朝碑刻，所以，也不是“魏碑”的专著。
但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1891年刻印）根据包世臣的《艺舟双辑》的丰富资料，写作速度非常快，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然后刻印出版，前后印了七次，很快就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书中已经没有把隶书与“魏碑”再混为一谈。
所以，“碑”就逐渐跳出了“金石学”的圈子成为“魏碑”书法的一个专有名词了。
按照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提出的“魏碑”书法概念，主要指的是北朝的碑刻书法。
例如，他高度赞扬的《龙门二十品》就是“魏碑”的典型代表。而《龙门十二品》里的书法，都是北朝由平城迁入洛阳以后的书法风格。
康有为称赞魏碑书法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
二曰：气象浑穆
三曰：笔法跳越
四曰：点画峻厚
五曰：意态奇逸
六曰：精神飞动
七曰：兴趣酣足
八曰：骨法洞达
九曰：结构天成
十曰：血肉丰美
既然魏碑如康有为所欣赏的如此之完美，也就成为康有为对魏碑特别崇尚的原因和理由了。
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说：“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
他认为南北朝碑之所以可尊，是因为有如下五个理由：
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
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
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
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
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
这就是近代著名的尊碑抑帖的书法美学新思潮。
那么，中国历史上，难道就从来没有人注意过“魏碑”，而是清代才发现的吗？那也不是。对于”金石学的研究，从宋代就有一个传统。
例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就记述了“魏碑”书法，他说：
"右《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不著书人名氏。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
"右《太平寺碑》不著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疑其里巷庸人所为。然视其字画，又非常俗所能。盖当时流弊，以为文章止此为佳矣。"
欧阳修记录的《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和《太平寺碑》这两个碑，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欧阳修仍然饶有兴趣地记录下来的这些书法，都是与唐代书法风格不一样的书法。欧阳修也是以唐代书法的风格来评价这些“魏碑”的。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自从唐代以后，书法的风格，基本上统一在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这些书法家的风格体制之中了。
唐代200多年致力于王羲之书法风格的统一，完全去魏碑甚远。到了宋代，能够欣赏“魏碑”书法的人，真的凤毛麟角了。
所以，像欧阳修这样的博学家，也没有六朝书法的概念，因为他从小就不知有六朝书法，只知有二王欧虞书法。
这个概念不但统治着欧阳修，也统治着宋、元、明、清书法的学者，这就是唐代以后书法的“帖学”体系。因为，这个传统都是从“帖学”中流传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书法史上会出现一个“魏碑”现象？
这是两个问题，一方面就要说到中国书法在南北朝时代，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另一方面，却是因为晚清书法改革与艺术的需要，把魏碑推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过去一般认为，南北朝时代的书法，也就是王羲之那样的楷书、行书、草书了。
事实上，南北朝时代的书法还没有彻底完成“王羲之”楷书、行书和草书的一体化统一。真正一体化统一是唐代了。
由于研究清代“魏碑”现象，于是对中国书法发展问题也就提出了挑战：到底南北朝时代的书法，是南朝一套“帖学”，北朝一套“碑学”？还是南北朝的书法都差不多？
这个问题，在包世臣、阮元这一代人的看来，既然明代董其昌在绘画上有个“南北宗”的问题，在书法研究上，也提出了“南北宗”的问题，认为南方一套书法，北方一套书法。
而康有为认为这是错误的。书法根本没有“南北宗”的问题，而是比较统一的。
这是康有为非常高明的地方。
例如永和元年（345）的书法《颜谦墓志》就已经很有楷书的味道了。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统一了北方。
那么，北魏统一北方就会马上有一个“魏碑”书法吗？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鲜卑族贵族集团，真正懂汉文化的人很少。他们要号令天下，也只能用汉字，而汉字的使用权是掌握在汉族人手中的。
所以，北魏的书法也不可能是鲜卑族人另搞一套，也没有必要。
北魏最初的“国都”在平城，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
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建立了与晋代一样的官僚体制，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这些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
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崔玄伯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
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
崔玄伯的儿子崔浩也是一位书法家。
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
《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
《北史·卢玄卢谌》记载，卢谌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云：“初，（卢）谌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谌习家法，代京宫殿，多谌所题。”
崔浩、卢谌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们所传书法已经是钟繇为主体了。
因为，钟繇的书法已经在曹魏和西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像崔浩，卢玄不可能不接受钟繇的书法。加上隶书的主体，就其风格而言当为古朴、厚重、方严、笔力雄健。这就为北魏书法奠定了雄强之风。
因为，南北朝初期的书法，还没有完全摆脱隶书主体，在南北朝初期，隶书仍然是主流书法。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隶书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南方有王羲之集团，他们的书法继承的仍然是从北方带去的钟繇书法。
北方如崔浩、卢谌也是深受钟繇书法影响的。
所以，我们看很多魏碑书法为什么比较接近“楷书”？有的与王羲之的书法体系很接近。如《郑文公碑》、《瘗鹤铭》。就是因为有钟繇这样一个大书法家的巨大影响。
这个影响意义是重大的，他说明在北方和南方，书法的发展大体都保持一定的平衡和同步。而不是南方一套“帖学”，北方一套“碑学”。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是西晋灭亡以后，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阶段，公元420年东晋晋恭帝元熙二年 刘裕篡夺东晋政权建立南朝宋开始，历经宋、齐、梁、陈四朝。
与此同时，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终于统一了北方，中国历史上开始了第一次大的分裂，以长江为界，偌大的中国进入了被史学家称之为“南北朝”的时期。
北朝（439年-589年），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到公元589年隋朝灭南朝陈为止。
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孝文帝时期多次议论谋划迁都，终于在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孝文帝对汉文化非常崇拜，他大力推进汉语、汉字的普及，当然要以汉族书法为基础。
由于当时的整体文化构架还不像隋唐时代，有科举制度，所以，书法风格统一的问题，在当时还不是迫切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南北朝时代，南朝和北朝都没有提出书法统一问题。
那么，书法的发展也就比较自由了。但是，隶书推出历史舞台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这就是隶书趋向于楷书在演变。
演变的理由是因为，楷书比隶书的书写要更有速度和效率。
但是，又因为没有国家层面的干预，所以，相对来说是自发的在楷书化。
由于隶书的风格非常多样，那么，魏碑趋于楷书的过程中，也就风格差异很大。
而后来所谓的崇碑，主要是与王羲之书法风格不一样的见楞见角的书法。例如《张猛龙碑》、《始平公造像记》等等，被例如魏碑的《郑文公碑》、《瘗鹤铭》已经非常接近楷书了。还有《敬史君碑》、《张黑女墓志》也是列入魏碑的，但是，这些书法风格已经很接近楷书了。
历史上之所以有“魏碑”这个概念，是因为唐代以后，书法已经远离二王书法体系以外一千多年了。感觉非常陌生。这就是崇碑贬帖之争。不过是书法历史上的一次矫枉过正而已。
如果没有唐代单一的二王独尊的局面，那么，中国书法风格就会像拿不下那样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了。
但是，这样一个局面看起来的书法艺术的天堂，但是却不利于文字对社会发展服务地位。
今天，写字和书法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提倡书法的多样性更有利于书法艺术的繁荣。
所以，南北朝时代的“魏碑”，不过是中国书法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多样性遗风。而这个多样性遗风，在唐代完全消失掉了。重新发现这些多样性的时候，感觉又有一种书法天堂回归的盛世之感。而魏碑就是楷书的前身，只是不完全是二王的风格，因此，魏碑也是近代和现代最有研究价值的书法，成为碑帖结合书法新局面的基础。如果没有魏碑，很难想象今天的楷书系统的书法会多单调。
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楷书只有二王一种。何况在南北朝时代，还没有国家统一的一种体制制约书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