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河对岸
史学界将周平王东迁洛邑至秦一统天下这一段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即春秋与战国，而此两个阶段的命名，源于两部史籍--《春秋》与《战国策》。以史籍命名历史阶段，看似是很不经意的划分，但却恰是我国从封建制走向君主集权制的分水岭。
春秋与战国给人最为直观的感觉，就是战争规模明显不同。春秋时期，比较大的战争，例如最为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各方出动的兵力也就在三、四万人左右；而战国时期却动辄几十万人规模的战争、且相持很久。
那为何战国时期的战争动员能力可以达到春秋时期的十几倍呢？这本质上体现了国家权力的移动。
春秋时期，国家的权力不断下移。孔子就曾感慨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即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自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逐渐式微，而再已号令不动诸侯。
而实际上，不只是周王室的权力在下移。各诸侯国的权力也在下移，越是到春秋中后期，国君的权力就越弱，而其国政都是有其世族卿大夫分掌，如晋国有六卿之臣，楚国有若敖氏、蒍氏、屈氏等，齐国有高、国、崔、庆、鲍、田等等，鲁国有三桓、臧氏、展氏等，郑国有七穆（驷氏、罕氏、国氏、良氏、印氏、游氏、丰氏），宋国有华、向等等。
国家权力之所以会不断下移，就在于分封（封建）制度。“封建”的本意就是“封邦建国”，分封制乃是周王朝的宗法，虽从表面上看，周王朝的王位继承是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但从实际财产分配上，分封制是实行“兄弟析产”制。
比如，周武王去世之后，由周成王继承王位，周成王将唐（晋）作为封国赐给了弟弟叔虞，这便是晋国的由来。唐（晋）虽表面上仍是周王朝的属国，但唐（晋）已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自此便归于唐叔虞这一脉。因而，周成王将唐（晋）封给弟弟叔虞，从根本上来看，就相当于周成王与弟弟叔虞分了一次家产。由于周王室世世都要分封，当然就使得周王室的直属疆域就越来越小，周王室的实力也自然就越来越弱。
对于诸侯国也是一样，诸侯国君的嫡长子继承国君之位。而其他公子为卿大夫，则需被赐予某块领地以作为食邑，而这也同样是兄弟析产制。
而周王朝时期的贵族就分为四个层级，依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天子、诸侯、卿大夫都有自己的领地，是依靠领地的贡赋而生。诸侯的封地称“国”，卿大夫的封邑称“家”，这便是“国家”一词的词义来源。而“士”是没有领地，需要靠出仕换取俸禄而生，也就是说卿大夫是不需要分家产的。除此之外，由于世卿家族长期分掌国政，而随着其“功绩”的累积，其家族领地也会越来越大。久之，就形成了“卿”大於“君”的局面，国君就渐渐成为了傀儡。
战国时期，却正相反。各诸侯国为加强君权，纷纷实行了变革，魏有李悝，齐有邹忌，楚有吴起，韩有申不害，秦有商鞅，赵有肥义，燕有乐毅。虽变革的措施不尽相同，但其变革的核心只有两个字：集权。其手段就是通过削弱世族卿大夫的权力（废除“世卿世禄”制），以实现加强君权的目的。最为通行的方式，就是用外来的“客卿”来打压本国的“世卿”。
在战国时期，虽也还有分封采邑制度，但却不占据主流。在国家的大范围内都实行郡制、县制（县制始於楚，郡制在秦盛行），即由王室直接管理地方。如此，王室直接管理的疆域越来越大，王室的臂膀也就越来越强壮有力，“礼乐征伐”之权也就再度回到君王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