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大基建的消息铺天盖地。
看了下《21世纪经济报道》的数据，目前已有近13个省市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计划清单，共包括逾10000个项目、投资总额近34万亿。
媒体都在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基建浪潮正向我们涌来。但我老觉着不太真实，总有一种红红火火之间夹杂着恍恍惚惚的感觉。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来？
很多省份一屁股债，收入也不高，却喊出了几万亿的基建计划。
步子迈太大，容易扯着蛋。地方政府难道真的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想不会。唯一的理由就是，地方政府还有私房钱。
而且，我已经看到了地方政府的私房钱包：
3月12日下午，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对我国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
这是个大事。这意味着，新一轮“土改”要来了！地方政府的钱包，也将慢慢鼓起，现有的房地产行业格局，也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大门正缓缓打开。
01
四个维度
本质上来说，这是一次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革。
2019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一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直指央地关系。
而央地财政关系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深刻塑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改变此后数十年的投资格局。
四十年前，财政大包干结束了“大锅饭”体制，“分灶吃饭”给地方下放了更多的自主权，社会积极性极大释放，地方经济崛起。
二十多年前，分税制改革挽救了一场中央财政危机，财政收入开始向中央快速高度集中，“铁公基”的序幕也从这里拉开。
如今，央地关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这会是又一次颠覆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引入一个概念。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或者通过历史。”
循着这个理念，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提到一个经济分析方法：
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
这四大利益集团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
这四个维度，从古至今，贯穿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们之间的博弈也构成了一幅幅神奇的历史画卷。
02
历史上的博弈
正如熊彼特所说，历史确实是研究经济的好工具，我们从两千多年前说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状态，实现一统。
在此后的封建帝国浮沉史中，随着疆域日渐辽阔，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政体并统辖全国，便是历代中央必须考虑的内容，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在不断的迭代与演化中，帝国探索出了一个较为均衡的办法：分而治之+中央集权。
为了解决地方分治带来的离心问题，中国的王朝在实验过程中，还找到两个有利对抗地方势力的方法：
1、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免
2、军费开支收归中央
这样一来，中央权力确实得到了加强，却也由此带来了财政上的严重吃紧。中国王朝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掌握了中央集权的不二法门，却也由此获得了一幅沉甸甸的财政枷锁。
自此往后，历代王朝的兴衰，永远相伴着经济的兴衰。盛世的代表正是国库丰盈，王朝的覆灭往往伴随着中央严重的入不敷出。财政，便成了王朝的命门。
从古至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向来微妙，既是上下级关系，需要相互依存，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方面，中央政权要实现在全国的统治，必须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又同属于统治阶级，它们共同面对的是民众、百姓，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地方是同一战线，互为彼此，互为依托。
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的交点，便是土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6次土地革命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无产与有产的博弈。
从1927年的“耕者有其田”；到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再到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生产要素的变换，体现的是时代的变革与土地的轮回。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这是一项极为激进的改革。在此之前，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是个铁疙瘩，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为了打破局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勇挑大梁，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征北战，先后走了十几个省，与地方官员面对面地掰着指头算账。
为了说服各省，朱镕基在谈判之中颇多拉锯与妥协。那段时期的朱镕基压力非常之大，到处都是反对之声，他首站去的就是在财政大包干制度下得益最大的广东省，自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来，朱镕基成功地说服了广东省，作为“代价”，他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了伏笔。
分税制的推行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从1995年到朱镕基退任的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在税务征收方面，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上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由于“支出责任”的过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企业”去赚钱。
换句话说，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但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一度苦不堪言。中央不给钱，自己又没钱，只好寄希望于借债和卖地。
2018年中发生的事情还历历在目，某省出现教师讨薪，到某市出现全国首例地方政府拖欠公职人员薪资事件，再到南方某地主管领导“恐吓”金融机构配合政府还债……今年连帝都的财政局长都公开喊穷，向上级要钱支持。
此外，近十年来，房价之所以一路上涨，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虽然地方政府可以卖地创收，但由于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对土地利用规划有着严格的限制，因此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需经过审批，且审批权限非常高。永久性基本农田要由国务院来审批，永久性基本农田以外的一般农用地超过七十公顷也需要由国务院批准。
这样带来的困扰是，审批程序时间长，部分土地难以根据规划及时进行用途调整，无法跟上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需要。
如今，地方政府终于盼来了曙光。
03
恰逢其时
这样一来，国务院在3月12日发布的《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
文件中提到：
1、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2、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首批试点省份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试点期限1年，具体实施方案由试点省份人民政府制订并报自然资源部备案。
这意味着，在土地这个关键生产要素上，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松绑，自由度将大大提高。
纵观被列为试点的这些大城市，在此之前，它们的土地开发都被迫进入到“存量时代”。土地供应量主要靠旧改，城市容积率被迫提升。比如在深圳，住宅开始向50到60层迈进。这些省市，人口增长压力比较大，土地矛盾比较尖锐，而之前对他们的限制又太严。
而人口优先向中心城市涌入的城市化趋势，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生态灾难，也是为了提高城镇化的效率，发挥大城市的作用，就需要放松对大城市发展的种种限制。
同时，一场新冠疫情告诉我们：城市人口密度太大，未来可能酿成灾难。
这个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就能够更加灵活地变更土地属性，就可以把许多市郊的农用地资源盘活，把它变成更有价值的建设用地。
如此一来，各大城市的建设用地就有望得到增加，土地供应充足了，土地竞拍价格的就会降低下来，那么开发商的建设成本降低了，房价就有望降下来，至少是上涨的势头会得到抑制，不会像以前上涨得那么凶。
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小城市可能不会很明显，因为中小城市的建设用地本来就不紧缺，原本就不存在缺地的问题。但是在一二线城市，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因为大城市房价高的根本原因就是建设用地价格贵。开发商拿地贵，卖得自然也就贵了。
例如，我们来看深圳。深圳的光明区和坪山区，就分别有两大块连片的土地没有开发，这些就是农用地和基本农田。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数据显示，深圳全市（不含深汕合作区）目前还有37平方公里的耕地，比一个澳门的面积还要大，而且全部都是平地，如果拿来盖房子可以解决上百万人的居住需求。
其实现在深圳的市民已经100%转为城市居民了，这座没有农民的城市保留着农用地和基本农田的意义并不大。如果能够调整一下土地属性，将深圳的农用地全部转化为建设用地，那么可以给国家和社会创造出成千上万倍的经济效益。
那么，永久农田会减少吗？或许会，或许也不会。因为很多地级市、县市级人口是流失的，或者增长乏力的。这时候，就可以通过置换的方式，把需要保护的基本农田，从大城市郊区置换到小城市的郊区。
可以预见，未来一二线城市势必会放出更多的建设用地，未来中国将崛起一大批人口超过2000万的中心城市，而北上广深的常住人口都将突破3000万。
一个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为架构的“新型城镇化”生态圈正在形成。
历来中国央地关系的重大调整，背后无不伴随着一场场的博弈和较量。
从1988年开始，财政部连续三年需要向地方政府借钱，到了1991年时，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对朱镕基说，他切身体会到旧小说中常说的“国库空虚”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1994年那场分税制改革，重新将税源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央地共享税，将地方上的税收更多地提到中央来。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的分税制改革是救中央财政危机，那么如今这场新时代的财税改革，又是为了救谁？
近两年来，前所未有的房地产调控使得有些地方土地流拍，影响了土地财政收入，而打击影子银行又让40万亿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加。
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要救地方！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