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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植霖同志谈秘书工作
白夜
杨植霖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早在红领巾飘在我们胸前的时候，就熟读过他的名作《王若飞在狱中》。这本书同杨老的名字一起，铭刻在我们心里。杨老到甘肃后，曾任省委书记、顾问，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退居二线后，杨老仍积极从事各项有益的社会工作。他关心大西北的开发建设，关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关怀青少年的成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继续谱写光荣历史的篇章。
说到这里，杨老话锋一转，谈起领导与秘书的关系问题。他沉思了片刻，掰着手指算了算便说：“一九三九年我任绥西地委书记兼绥中、绥西行政公署专员，组织上开始给我配备专职秘书，到现在先后有十多个秘书和我在一起工作过，其中约有半数已是党的中、高级干部了。”说到培养秘书成长进步、放手使用秘书开展工作的问题，杨老归纳了七条经验：
一、对秘书要信任
一般来说，组织上配备的秘书，都是经过审查，可以信赖的好同志。所以，对秘书要信任。如果不信任，或者不太信任，就不能放手使用，秘书也就束手束脚。我们通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话适于使用秘书的领导干部。既然要让人工作，就没有必要耽心这也干不好，那也靠不住。如果不相信秘书，不放手让秘书大胆工作，可以办好的事都办不好。
二、要有合作的态度
革命队伍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平等关系，领导与秘书也是一样，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所以，领导与秘书一定要有一个合作的态度，共同搞好工作。如果缺乏这样的态度，遇到不如意的事，乱加训斥，或者各行其事。这样，一方面影响秘书的情绪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对工作不利。
三、要讲清工作意图
给秘书布置一项工作，事先要交底，要让秘书明白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还要教办法，让秘书明白怎样做才妥当。例如要写篇文章，自己先考虑一下，写什么，怎样写，最好自己动手。如果实在抽不开身，也要写个提纲交给秘书，并讲清意图。这样秘书同志也好办，写出来的文章也能与领导的想法合拍。
有些官僚主义的领导，弄材料事先没章程，让秘书闭门造车，秘书也感到很为难，无法下手。他上台念稿子，讲的东西有时和思想不合拍，也不切合实际。我有多次的经验，有时因为忙，或者因为懒，没有给秘书说明白就让秘书去搞材料，结果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还得返工。要知道。让秘书领会领导意图也是一门艺术，是不大容易的。所以，领导要尽可能动手，至少要讲清意图。
四、身教重于言教
秘书是领导的助手，领导对秘书有培养教育的责任。这个教育的途径是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领导对自己严格要求，秘书自会效法。因为秘书常代领导与人交往，接触面很广，各方面的人都有。要讲原则，不能出格。在这方面，秘书的工作作风关系很大，弄不好要影响领导的威信，所以要经常进行教育。我这几十年经常注意不让秘书替我办谋私的事、超出原则的事，所以，秘书借我的名义胡闹的事还没有发现。如果自己要求不严，秘书再承上启下一捅，影响实在不好。
五、认真听取秘书意见
我们党的干部，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如果脱离群众，就如鱼失水。秘书也是一个群众，听取秘书的意见是听取群众意见的一部分。因为，秘书的生活接触面毕竟多，基层的情况了解得多，对群众呼声知道的多一些。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可取的一面。当然，秘书的意见也有片面性，有讲得不够准确的地方，就是讲错了也不要紧，要正确引导，要鼓励秘书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对工作有好处。
六、指导秘书学习
秘书是领导的助手，主要工作是搞好文书工作，领导负责的是哪一方面的工作，秘书也必须熟悉，这才能搞好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在经常变化。所以，也就有个指导秘书学习的问题。秘书的工作，往往并不限于一个方面，涉及的问题有时很复杂，涉及的知识面也很广，这就要引导秘书扩大知识领域，给他们一定的学习时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教育秘书懂得保密，比如对一些问题已经有了决定，但未正式公开前，秘书不能先行传播；未决定的事情，更不能向外透露。
七、要保护秘书
中国历史上有个坏作法：一人犯法，株连九族。“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株连秘书，这很不好。我对此有深刻体会，在“文革”中把给我当过秘书、警卫员、炊事员的同志都斗了。炊事员自杀得救，警卫员的腿也被打断了。特别是秘书，被追来追去，无处藏身。这种现象以后不会有了，但也要提防，以后不管谁犯错误，责任要分清，领导要勇于承担责任，有保护秘书之责。当然如果秘书帮倒忙，干了坏事，这是另一码事。如果没有错误，绝不允许株连。
杨老的这些谈话，言简意深，使我们深得教益，这真是——
耿耿老人心，
如烛照闷津。
谆谆相告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