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冠疫情，似乎正由小规模的“散户式”病毒暴发演变成更大范围的流行。有研究者分析，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4日凌晨，仅在华盛顿州，就可能有500～600例 （主要是未被发现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进行这项分析的计算生物学家特雷弗·贝德福德 （Trevor Bedford） 表示：“ （关于病毒的暴发蔓延情况）西雅图的3月1日 就是武汉曾经的1月1日 。”
美国联邦和地方公共卫生官员近期做出决定——测试更多有症状的人，告知公众风险，隔离病人，并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至关重要，而他们执行这些措施的速度也至关重要。
对于美国来说，眼下正处于危急时刻。病例的数量暂时还比较少，而且分布得较散，但疫情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周大规模暴发，就像在一月份的武汉那样。
而在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以及其他社交媒体上，关于病毒危机起源的阴谋论一直存在。
谣言：生物武器论&实验室泄漏论
谣言有两个主要版本，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线索：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我国首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四级为最高生物安全级，以下简称该实验室为“武汉P4实验室”）。
谣言的一个版本是，SARS-COV-2是人类在实验室中设计的一种生物武器；
而在另一个版本中，病毒在实验室研究中（从动物中分离后），因安全措施不到位而“逃脱”或“泄漏”。
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切来源到目前仍是个谜。自病毒暴发以来，研究人员就一直在努力确定其来源地。华南海鲜市场是最开始被锁定的焦点，而武汉病毒研究所也被很多人怀疑，因为终究——这所拥有着中国唯一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顶级病毒研究机构和新冠来自同一个城市。
不妨让我们注意谁在传播有关病毒起源的谣言。
几名以胡说八道著称的保守党专家和政客一直在试图用“新冠病毒是中国放出来的生物武器”这类谣言制造政治上的风波。
右派电台主持人和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拉什·林博 （Rush Limbaugh） 于2月24日谈到该病毒时表示：“这可能是中国实验室的实验，他们以此作为生物武器。所有超级大国都会搞生物武器。”
参议员汤姆·科顿 （Tom Cotton） 曾多次在国会和福克斯新闻上表示该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
近期，前白宫战略官史蒂夫·班农 （Steve Bannon） 通过福克斯新闻为科顿参议员的说法辩护，并暗示中国政府仍在掩盖SARS-COV-2的起源。
在《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上，经常批评中国人口控制措施的史蒂文·莫舍 （Steven Mosher） 通过一系列间接“线索”散布谣言，煽动了有关中国实验室处理致命病原体的传言。
中国的舆论中也有类似的谣言。香港《南华早报》曾于2月20日刊载了从实验室逃逸的另一种版本谣言：
网络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全姣举报该所所长王延轶，称她向海鲜市场“出售实验动物”，并“泄漏了病毒”。
但之后陈全姣出面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表达了对于造谣者利用自己名字捏造信息的愤怒。她在一份声明中说道：“最近有关研究所的传言影响到了所里研究人员的工作。”
驳斥这些谣言的科学证据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阴谋论可能会持续存在并破坏对公共卫生官员们的信任。
正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所表达的，有关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的传闻是亚拉巴马州某个县的居民目前不安的原因之一，他们对于自己所在州应对SARS-COV-2的措施并不信任。
医学和国际卫生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国家新兴传染病实验室副主任杰拉德·库什（Gerald Keusch）告诉美国媒体Vox：“病毒的阴谋论一说并不新鲜，我们在艾滋病毒传播过程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有传言说美国制造了艾滋病毒并将其引入非洲，谣言散布是危险的。”
因此，我们得详细了解一下关于该病毒的知识，才是应对那些无稽谣言的关键。
应对那些无稽谣言的关键
在2020年1月中旬时，科学家们已经获得并公开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
那之后不久，研究者发现该病毒与在蝙蝠中传播的病毒极为相似。德克萨斯州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负责人吉姆·勒杜克（Jim LeDuc）告诉Vox：“如果你们查看该病毒的基因序列，就会发现它与蝙蝠体内的病毒密切相关，大约有96％相同。有人谈论穿山甲是中间宿主，那可能不是真的。”
目前已知的第一批病例中有几起与华南海鲜市场（此后关闭）有关，这也使它在疫情大规模暴发后很快被认定为是新冠病毒开始入侵人类的地方。
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3位著名传染病研究人士所说，遗传证据和流行病学信息“暗示起源于蝙蝠的病毒感染了在华南海鲜市场上出售的不明动物。”
根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生物系统科学与工程系的坦贾·斯塔德勒（Tanja Stadler）所做的基因组分析，该病毒最早于2019年11月中上旬开始在中国的人群中传播。
斯塔德勒在一份声明中说道：“普遍的假设是，第一个病例是11月在动物市场上被感染的。而我们的数据有效地排除了这种病毒在那之前就已经在人群中传播很长时间的可能性。”
勒杜克同意：动物市场促进了病毒传染给人类。他说：“新冠病毒与市场的联系是非常确凿的，并且与我们在SARS流行时看到的景况一致。这是一个完全合理且合乎逻辑的解释——病毒来自自然界，在宿主间跳跃，后来发现人类这个宿主很好，就怀着‘感恩之心’开始了人群之旅。”
现在，研究人员必须弄清楚冠状病毒是如何跳入人类当中的：可能是通过人类食用被感染的动物，或者是通过人类暴露于被感染的粪便或尿液。
哥伦比亚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本周（3月的第1周）病毒学播客（This Week in Virology podcast）节目的主持人文森特·拉卡尼洛（Vincent Racaniello）说道：“我们知道病毒来源可能是蝙蝠，但我们不知道蝙蝠与人之间的中间宿主是谁；也可能是蝙蝠携带的病毒直接感染了人类。”
新冠病毒绝非人造，用作生物武器过于低效
拉卡尼洛与其他两名研究人员讨论了一篇有关SARS-COV-2起源的引人入胜的预印本论文（据作者称，该论文目前正在同行评审中）。论文的关键发现，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构造，也不是被故意操纵的病毒”。
该论文由几位微生物学家撰写，这些科学家仔细检查了SARS-COV-2病毒的基因组，并于2月份上传到Virological.org。
具体来说，他们发现新冠病毒从动物跃居至人类后表现出的异常生化特征可能有且仅有两种方式。
·方式1：转移之前就已在动物宿主中进行了自然选择；
·方式2：转移之后在人类宿主中进行了自然选择。
拉卡尼洛指出，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实验室在研究像SARS-COV-2这样的冠状病毒，最接近它的病毒是2013年在中国云南的一个山洞中发现的一种蝙蝠携带的病毒，距离武汉1600公里。
几位专家表示，新冠病毒是一种生物武器的说法并没有道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SARS-COV-2与其他潜在的病原体相比并没有那么致命或易传播。
此前提及的波士顿大学的库什表示：“如果用病毒作为生物武器，被选的病原体会更可怕、更致命。”
相对的，COVID-19的全球死亡率目前约为3％，但考虑到未来几周内可能会发现更多病例，这一数字应该会急剧下降。而且目前来看，新冠的致死率也因国家和地区而异。
简而言之，拿新冠病毒做生物武器是不可能的。
武汉P4实验室是世界顶级，现在要抓紧摸清病毒来源
史蒂文·莫舍在《纽约邮报》的文章中建议，我们不应信任运营着武汉P4实验室的官员。那么莫舍的论断就值得信任吗？
勒杜克是加尔维斯顿生物防护实验室（Galveston biocontainment lab）的负责人。我询问了他是否有在武汉实验室工作的经验，他告诉我，他和同事已经在那儿工作了6年，为他们提供关于建立实验室、确保实验室安全以及科学合作方面的建议。
勒杜克说道：“我可以告诉你，武汉的实验室相当于美国和欧洲的任何实验室。”
库什同意勒杜克的观点，他说道：“我认为实验室在安全协议和功能方面不比美国同样类型的实验室差。”
实际上，这些谣言确实影响了该实验室的正常工作。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该实验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谣言……给正在第一线工作的研究人员造成了严重影响，中断了我们在流行病期间所做的紧急研究。”
流行病学家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于近期带领WHO专家组访问了中国，以评估其应对SARS-COV-2的措施。根据他的说法，中国对新冠病毒在何处并怎样传染给人类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重点仍然放在华南海鲜市场（尤其是里头的野生动物市场）以及其他地方的动物市场。
艾尔沃德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道：“中国的市场监管部门现在必须记录在这些市场上哪些动物是由谁出售的以及来自何处。因此，现在有来自7个省的10家供应商的清单。中国疾控中心可以根据这些动物在市场上的位置进行病例对照研究。”
他接着表示，过去一个月的重点是挽救生命，但是随着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的下降，研究人员将可以把研究重心转向从市场供应商那里获取动物信息并测试那些动物。
拉卡尼洛认为，确定病毒来源至关重要，这可以消除病毒再次进入人群的可能性。
对于勒杜克来说，中国在冠状病毒方面的经历应该清楚地表明了活体动物市场对公众健康的巨大威胁。
他说道：“中国的这些活体动物市场，将不同的动物们都饲养在一起，一个笼子放在另一个笼子上，这是就给病毒的物种传播创造了机会。”
资料来源：
The conspiracy theories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coronavirus, debun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