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公布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孙杨和国际泳联案听证会”的裁决书,孙杨被禁赛八年。尽管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但话题的热度随着孙杨的不断“石锤”和仲裁法庭公布的“仲裁报告”持续上升。而关于“孙杨事件”吃瓜群众们也支持与贬损互不相让,好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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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今天我们暂且刨除孙杨的“是与非”不谈,单单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说一说有哪些是可以为中国体育的未来所借鉴吸取经验的地方?

规避家长式服务

一个运动员或是一支运动队存在和发展的核心是通过科学严谨的训练来提高竞技水平,为此需要配备优秀的教练员,营养师、心理辅导师甚至是经纪人等等不同的角色来辅助其变得更好。随着体育竞赛水平越来越激烈促使着体育服务越来越专业化,不少国际顶尖运动员都有着自己专业的“团队”来操持着自己的训练以及对外关系。

作为当今中国游泳队的头牌——孙杨,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团队”,操持着自己的训练、经营着自己的价值。但似乎孙杨团队又显得与众不同,在日常训练、比赛、甚至是参加商业活动,孙杨母亲的角色话语权是非常重的,从排斥教练、过多介入孙杨的训练,到参加比赛、必须和孙杨同住......期间已不止一次的被媒体爆出孙杨母亲炮轰游泳中心、怒斥记者、粉丝等新闻,这为孙杨本人也召来了不少黑粉。

当今体坛,利用自己亲人担当团队重要角色案例比比皆是,五年前因经纪人操作的偷税漏税案,梅西差点被迫离开西班牙,而他的经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与此同时父亲对外的不少言论也让梅西长时间处在争议中。

所以不禁反思,在高度专业的体育服务团队中,当“家长式服务”遇到“专业赛事服务”时带来的利弊,是值得中国体育去反思的问题。

平衡中国式解读

看了孙杨在近期不断公布的“石锤证据”,越来越不清楚他的身后的团队想要表达什么。

孙杨团队在整个与WADA诉讼过程中的呈现(选取的律师和翻译、应对律师的提问陈述、对规则的研讨等等)以及正式判决出来之后的应对,都显得很简单随意,团队似乎更想将WADA所指控的内容引导成“是为了打击中国游泳甚至是中国体育,而禁赛孙杨更是一场针对中国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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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尽管是在WADA做出主检官、尿检官、血检官身份合法解释之后,孙杨团队也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对于规则的理解与解释是正确的,并没有对此论据有更好的对策。事实上,同作为规则制定方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去比拼对规则的理解,这恐怕也不是一个理智的方向。

作为接受过上百次类似检查的孙杨团队来说,先前的检查都顺利进行,唯独这一次选择了“拒绝”,还是在该有的检查完成之后提出了“拒绝”的要求。团队如果想要陈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单凭一张全员签字的证明、“尿检官”的文字陈述以及血样容器的照片是如何起到“有利”的?

既然签字的视频都有了,那为何不让主检官在视频里表明她同意你破坏密封容器取出血样?如果有这样的证据提供给仲裁庭,难道还会是这个结果?

不得不承认,当“国际规则”遇到“中国式解读”时,如何在发生国际诉讼纠纷时更好地把握规则,赢得主动等也同样是未来中国体育需要汲取思考的。

理性对待兴奋剂检测

努力训练提高运动竞赛水平是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根本,但同时也应该履行职业运动员的责任——随时准备接受样本采集。兴奋剂检查分为“赛内检查”和“赛外检查”。“赛内检查”是运动员在比赛开赛前或比赛刚结束后进行。而被运动员们吐槽最多的就是“赛外检查”——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接受兴奋剂检查。

“洪荒少女”傅园慧曾参加综艺节目时就在深夜因为临时换了住址接到尿检的通知,被迫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赶回家。傅园慧透露:“作为世界排名前五十的运动员,要随时接受国际泳联和国际反兴奋剂中心随时随地的检查,按照规定如果一名运动员两次漏检就按照兴奋剂阳性禁赛处理。”

牙买加闪电博尔特,作为曾经田径场的飞人对于药检可谓是轻车熟路,但他在2018年去澳超的中央海岸水手队试训期间仍被澳大利亚反兴奋剂协会盯上了。在得知自己要接受兴奋剂检查时,博尔特在Ins上表达不满:“我已经从田径场上退役,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但看看这个(药检通知)。为什么我今天就要接受药检?我还没同俱乐部签约,我还不是职业球员,为何要尿检?对方说我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所以我必须接受测试,好吧!

那么,再回到“孙杨事件”中,作为成绩优秀的职业选手,接受兴奋剂检查本是理所应当,退一步讲,你认为这个主检官有问题,或者是对方的取样过程有问题,你可以当场取证表示异议,那么未来如果这次的检测结果有问题,你可以凭借手里的证据抗诉。相当于在足球场上你认为裁判有错判然后直接罢赛了,你说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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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也是对中国运动员和体育界的一次提醒,科学训练、提高成绩之余,引导运动员理性对待兴奋剂检测是多么重要的警示。

孙杨事件想要翻案已经很难,然而我们不该仅仅把孙杨事件看成是其个人和中国游泳的问题,更应该看到更长远的将来,中国体育从中能汲取到什么,如何正确指导运动员接受兴奋剂检测,合法合规地保障运动员权益;如何在发生国际诉讼纠纷时更好地把握规则,赢得主动等,都是今后需要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