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否为了自保？正史资料偏向太宗

导语：深度分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否为了自保？正史资料偏向太宗，从宣武门之变过程入手，分析李世民发动宫廷事变，绝非为了自保

盛唐，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堪称黄金期的时代；甚至一些人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并据此以唐为界，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分解为古代史和近世史；在唐朝400年历史上，王朝建立后发生的第一起宫廷事变“玄武门之变”，可以说是对整个盛唐时代影响深远，其作为一次成功的武装夺取权力，开启了皇位的继承人以武装势力夺取皇帝权力的先例。

就当下有史可查的官修史料而言，无论《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政治动机都采取隐晦或不言的态度；现在，如果我们查询资料，能够看到，很多学者、历史读者愿意将“玄武门之变”的原因归结以李世民为首的勋贵集团，为求自保，发动了宫廷事变。

而本篇文章我们深挖史料，将重现玄武门之变的前世今生，还原事件经过，并且深度探讨：究竟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不是为了自保？我们先来研究下正史资料：

首先，正史上对于李世民武装夺取权力的记载无一例外的偏向于太宗的立场；如《后唐书》写道：“（高祖武德）九年，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于玄武门诛之。”也就是说李世民乃是后发制人，在得知太子齐王想要加害自己后，诛杀了两人。

欧阳修《新唐书》则记载：“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九年六月，太宗以并如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这里则将原因概括为太子李建成害怕失去太子的位子，让李世民后来居上，李世民也才不得不有所回应。

李世民暗中授意史官隐匿和更改大量史料

其次，我们都知道，正史的修纂大多是依据前代王朝所遗存下来的《起居注》等详细的史料；在唐代以前，史官往往坚持秉笔直书的德行，“不虚美，不隐恶”，有一说一，说一则不二；我们也都知道，正是从李世民开始，史官对于政事和皇帝言行的记载走向了一定的偏颇。

《资治通鉴》记载了李世民登基后和作为史官的房玄龄一次对话；太宗问：“为什么前朝的史官记载的东西都不给皇帝看？”言下之意便是，太宗自己想要看看对自己的历史记载；而房玄龄婉言拒绝。

可这毕竟是为唐朝百年基业铺上最重要根基的唐太宗，他的强势、高傲、唯我独尊岂是李渊、杨广等能相比？于是，房玄龄只能眼睁睁看着唐太宗翻阅了自己和父亲唐高祖李渊的《起居实录》；此时的史官主笔中，有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许敬宗，他在太宗的无声授意之下，隐匿了大量史料，呈交给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后很满意，重赏许敬宗。

由此可知，正史中记载，有关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描写乃是经过太宗亲自过目，授意修改，刻意隐藏的一段历史，也就无从说明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那么，“玄武门之变”究竟经历了哪些动态的历程？又究竟是不是如太宗所说，是为求得自保不得已为之吗？

如果将玄武门事变的前后动态过程一一梳理，可以分：前期准备、双方初斗、事变经过、事件结局。前期准备阶段也可以被称为唐初储君势力和秦王党两大阵营的形成阶段；不同的政治阵营必然是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一点毫无疑问。

李唐开国，始于公元617，隋朝唐国公李渊主导的晋阳起兵；李渊这一支李氏宗族本为平民，适逢南北朝天下乱局，李渊祖父李虎为北朝之一的西魏立下汗马功劳，逐渐晋升为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后来西魏让国于北周，李虎后人恩荫被封为唐国公，后来传爵位到李渊手中，实力主要是在太原、陇右等地，成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一部分。

• 隋末战乱不断，隋炀帝将守备权力交给李渊
  

隋炀帝统治末期，暴虐的政治使得国内矛盾激化、纷争不断、战乱频发；李密、刘黑闼、刘武周等一众豪强地方纷纷拉起一杆义军，诛暴隋，伐无道；公元617-618年，仅仅两年时间，反隋称王、建立年号的便有李密，称永平元年；刘武周，称天兴元年；林士弘，称太平元年；薛举，称秦兴元年；梁师都，称永隆元年。

诚然，此类地方小政权寿命极短、勃兴与衰亡周期都很短暂；然而这类事件的密集化出现，乃至形成当时主流的历史现象，无不有力证明了隋朝建成之初的煊赫已然是大势已去、大厦将倾。可尽管在此境况下，隋炀帝杨广依旧是巡幸江南，乘龙船沿大运河一路游览，仿佛在国家大局面前置身事外，反倒是将守备任务交由给一众国公大臣，李渊便是其中之一。

• 在李渊起兵过程中，形成李建成和李世民两股势力
  

公元617年，也就是隋炀帝被毒死的前一年，李渊以维持隋朝社会安定的名义从太原起兵，六个月后便控制隋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拥立杨广之子杨侑为帝，可此时杨广尚在人间，李渊晋阳起兵和后续的操作，已经使其居心昭然若揭。

李渊手下大将的人选自然丰富，而李渊的几个儿子也是不负众望，颇具军事才能，各率一支强大军队，厉兵秣马，东西征伐；例如，在进军关中前的西河郡攻略战中，李建成就是主帅，而李世民则是其麾下副将。

自李渊控制隋末朝政起，李建成以嫡长子守备大本营，与李渊一同处理政务；李世民则不断征战，如向东讨伐王世充、窦建德集团，屡立战功；由此，两人的势力呈现出明显的分野，利益集团也各自形成。

储君派与李世民阵营明争暗斗，矛盾激化

双方的初次争夺是暗地里发生的、也是间接的；如李唐开国后，李渊朝的心腹大臣裴寂构陷刘文静，使其抄家；而刘文静乃是李世民阵营亲信，刘文静被杀，使李世民心理的危机感与日俱增，不断刺激他的权力欲望；而几年后，原储君派手下的宿卫杨文干起兵叛乱的事件，也是值得玩味的一次交锋。

公元626年，太子李建成派任送了一批铠甲到杨文干都督的辖区，岂不料，运送的人中途倒戈告发杨文干叛乱，并且以铠甲为物证；同时，中央朝廷的皇帝李渊也接到了告发，李渊震怒，不仅囚禁太子李建成，也派人去捉拿杨文干。

此时杨文干见事情已经出乎自己的控制范围，索性直接起兵，可很快就被李世民率军击败；杨文干的叛乱可以说沉重地打击了储君派的势力，李建成更是在李渊宫殿前，磕头磕了一天一夜，才求得父皇的宽恕，不再使其追责。

• 李世民先声夺人，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
  

揭开事变经过的，也正是一次小人告密，这次的主角是一个叫王晊的底层官员，王晊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率更丞，是一个计时的官员；据资治通鉴记载王晊告密李世民，报告太子和期望密谋在秦王李世民出征之时，假意践行，实则欲灭李世民集团。

李世民听闻后，决定先声夺人，以雷霆手段进军玄武门，并在此诛杀太子和齐王，彻底解决顾虑和忧患。王晊的告密可以说是正史承认的官方说法，然而考究这段史料，可以清楚的发现，王晊不过是太子府中一个小官，如何能得知太子齐王间的密谋，又是因何告密，史书在此运用了春秋笔法。这个说法在司马光看来，如同儿戏。

但不管王晊是否有过告密，玄武门之变的开端早已落下伏笔。《资治通鉴》中记载，李世民心腹长孙无忌，亲信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恭等，日夜劝谏李世民除掉建成和元吉。而储君派中的魏征等人也是力劝太子下手灭掉李世民集团。所以，无论是哪方提前准备发动宫廷事变，最后先出手的李世民还是笑到了最后。

那么，在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李渊作为当时的皇帝，也是太子、秦王的父亲，在其中又扮演怎样的角色？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也就是唐高祖李渊登基的第九年，这时的李渊已经年老体衰，每日居于深宫，虽然李渊对于两大阵营的情况可谓洞若观火，却并没有实行直接有效的遏制措施，而是尽量从中调和折衷。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李渊执政后期，出于对李世民等功臣集团的忌惮，极为亲近太子，全然没有重新立储的行为；当玄武门之变发生，太子、齐王身死，木已成舟，李渊逊位，虽留性命，但无异于监禁。也就是说，李渊在事前发生前和稀泥失败，事件发生后，已无力回天。可见，玄武门之变对于唐朝政局形成了摧枯拉朽的影响，直接改天换日。

通过上述文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执行“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上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李世民引发玄武门之变，绝非仅为自保，原因如下：

• 李世民势力发展已到达瓶颈
  

首先，李世民集团自身的发展已到达瓶颈；李世民集团的主基调是军事，在那个名将辈出的大争之世，秦琼、尉迟恭、程咬金、罗士信、徐茂公等一干军事人才皆被他纳于麾下，并且在对外讨伐的过程中，战功赫赫，无论是势力、军事实力还是影响力都已经超越了太子李建成。

此外，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府，也就是秦王府中的文臣谋士集团，也可谓是济济一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长期为他出谋划策，势力发达至此，李世民已经是骑虎难下，纵使自己不愿出兵，手下众人也加以规劝。

例如，当李世民接到所谓的“王晊告密”时，起初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在天策府与谋士们商量事态；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既是李世民的姻亲，又是它麾下的重臣，这时便力劝他先下手为强；王晊告密是否属实，已经无从考证；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府文士，是玄武门之变实际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李世民赖以决策的重要助推力量。

• 李世民已成为李建成继承皇权的最大隐患
  

其次，储君派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李世民集团的威胁，于是开启对李世民的削弱；军功的积累，李世民的政治野心也处于不断地膨胀阶段，随着上述以山东豪杰为主体的秦王府集团的形成，李世民已经成为了太子李建成甚至是皇帝李渊的重要隐患。

李建成作为名义上的太子，占据了道义和传统的高点，并且太子东宫中党羽也相对丰厚，储君派的支持者也不乏有之，如魏征、薛万彻等。还有部分朝堂上的重臣，如杨恭仁、封德彝等“墙头草”、“骑墙派”也成为了储君派一直争取的政治合作对象。

此外，李渊为了平衡夺储现实，尝试了一系列的和稀泥行为，在管理过程中也采取或隐身，或折衷地可以均衡全局。例如，在刘黑闼在河北重新掀起反叛时，李渊没有选择闲散在京城的李世民，而是悖于常态地派遣李建成、李元吉统领军队出征，李世民则作为后备力量，为太子李建成所指挥。在征讨叛逆的过程中，李建成、李元吉集团也联络山东一些豪杰，如控制幽州“燕云十八骑”的大将罗艺，便是在此时成为了储君派的支持者。

在这样的局势下，除非李世民安心做自己的秦王，否则储君派的势力必然会不断对李世民的势力进行长期的削弱，并且即便李建成能够即位登基，李世民及其特定同盟的利益也绝难保证。此外，唐高祖李渊的低效的、消极的协调手段，不仅没有实现预想般的斡旋作用，反而促使时局更为动荡不止、变动不定。而这都是使得玄武门之变不得不最终促成的重要背景。

• 历史和现实状况促使李世民发动宫廷事变
  

再次，历史前车之鉴和现实的境况，促成李世民有完成宫廷事变意志；在唐朝前的隋朝，隋炀帝杨广便是以阴谋手段、鬼蜮伎俩再加上自身的一些显赫的军功，最终将太子杨勇拉下了台，从而推动自己即位。

比起善于奇技淫巧的杨广，李世民无异手段更为简单粗暴，但也更有效；杨广和李世民的处境极为相似，二人夺取权力的手段虽然有所不同，终究是殊途同归，所以，隋朝既然有类似的先例，自然能够促进李世民及其团队有完成“玄武门之变”的决心。

笔者认为，而对于时局而言，李世民的羽毛可谓极为丰厚，太宗自身有着鲜明的性格和才华，有着极高的个人魅力，同时做事决绝果毅；此时的朝堂上，特别是政治中心的三省中，李世民自身就是尚书省首席——尚书令。

这本是李渊为培养出李世民，为李建成即位后的宰相而做出的准备，于是李世民在这三省宰相之一的官位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也丰满了自己的羽翼；尚书省右仆射萧瑀，门下省侍中宇文士及等重要官员都是李世民的亲信党羽。

朝廷其他官僚如门下省侍中陈叔达、中书令杨恭仁始终保持中立，中书令封德彝则是始终的机会主义者，骑墙派。于是，民意看到的是李世民的军功和开国诸多战争中的贡献；朝堂之上也有着大量的中立者和李世民支持者。

现实的政治状况，对于李世民争夺实际的皇位可以说是有着巨大的辅助作用，这样的政治局势也正是在李世民获得“玄武门之变”的成功后，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平息事件影响，最大程度上恢复正常的政治、社会秩序，促进王朝迅速走向正轨的一个基本原因。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宋书》、《唐会要》、《全唐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