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先社工”的活动室。该机构主要从事艾滋病防治、性少数群体的服务等工作。图/受访者提供
年后至今，黄豪杰的工作量翻了几倍。因为疫情，湖北封锁了多地交通，也堵住了艾滋病患者取药的路。很多人给他打来求助电话，几天时间里超千条咨询超过了原先全年的量。
据黄豪杰估算，湖北的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少有两万名。他们每天雷打不动定时服药，每三个月需要去定点医院领取药物。
无奈之下，这些感染者选择向专业机构求助，但机构本身同样困难重重。
山穷水尽
29岁的黄豪杰是武汉市武昌区“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发起人，机构的日常业务涵盖湖北境内的艾滋病防治、性与性别教育和性少数群体（LGBT）的服务等工作。
大年初一，武汉封城第3天，黄豪杰和同伴的手机响了100多次。电话是熟悉他们机构的HIV感染者打来的，无法取药怎么办、断药怎么办……一天下来，源源不断的咨询让工作人员招架不住了。
黄豪杰和同事意识到，封城期间HIV感染者普遍面临断药恐惧。“药物可以有效抑制病毒繁衍，一旦断药就会有耐药的风险。”黄豪杰说。
团队紧急成立了10人应急小组，并招募志愿者协助解决感染者的需求。两天时间，100人的志愿者团队招募到位。他们兵分两路，一组人马接送感染者去医院取药，第二组负责协调病友之间相互借药。黄豪杰记得，在志愿者发布互助消息后，超过50人愿意把药物借给他人。
两个渠道并行，也让更多人抱有期待。“他们觉得正月十五武汉就会解封”，黄豪杰回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之间，咨询量陆续递减，日均咨询数量稳定在30个左右。
但是，两个方法很快不再奏效。2月14日，武汉市实行小区封闭管理，除就医及防疫情、保运行等岗位人员外，其他居民一律不得外出。这意味着，HIV感染者将彻底失去取药渠道。
在武汉，能提供HIV治疗药物的定点医院约为16家，疫情发生后这些医院都被征用为新冠肺炎救治点，医护力量也投入到肺炎疫情的应对中，其余患者很难正常就诊。
HIV感染者施行的是定点医院制，即患者只能在其定点医院内取得治疗药物。黄豪杰说，对于HIV感染者来说，隐私和续药同等重要。“曾有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信息被泄露并遭到勒索威胁，此后出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国家疾控部门调整了对艾滋病人的信息管理权限，异地无法查询。”
求药若渴
意想不到的困境让“为先社工”的求助量持续攀升。一份用药需求统计表发出后，黄豪杰意识到这或许是个错误。
此前，“为先社工”的工作多是解决HIV感染者的心理困惑、身份接纳等问题，但此刻解决断药危机才是燃眉之急。
“药物我们之前没有涉及过。”2月17日，黄豪杰对接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这是武汉市最大的HIV感染者定点医院，3000多位患者在这里领药，他们愿意免费为HIV感染者提供药物。黄豪杰团队紧急制作了一份药物寄送信息收集单。
志愿者在核对药品。图/受访者提供
表单最先发给了几位此前打过求助电话的感染者。随后，这个表单在病友迅速扩散，到2月18日下午，填表人数已超过100位。
“我们的电话被打爆了。”黄豪杰告诉《中国慈善家》，艾滋治疗药物是处方药，由国家免费提供，发放前必须确认病人身份和处方，一次提供三个月的药物。
医院向他反馈，两位医生一天核对、领药，最多发30人的药。团队紧急招募志愿者去到医院帮忙，但志愿者难以走出社区。黄豪杰说：“工作量完全超过了我们可以承担的范围。”
春节至今，他们至少对接过一千次以上的求助。按照往常，全年的求助量也仅有几百次。
表单叫停后，更多的救助电话打进来，微信上也有几十位感染者发来添加请求。对药物的强烈渴求成为HIV感染者内心焦虑的最直接表现。一位有两个月药物存量的感染者发来求助，希望能再给他寄三个月的药。“大家其实面临的不单是药物问题，他们把很多心理上的问题聚集到了药物上。”
入不敷出
疫情持续发酵，一些公益机构不得不暂停相关项目。多位业内人士都曾表示，疫情或许会对账面结余较少的中小型机构带来财务危机。
危机也在“为先社工”机构里出现。黄豪杰告诉记者，机构轮转的方式就是承接项目，周期一年，如此循环。但疫情之下项目很难执行，人员工资、房租的成本也成了压力。
志愿者在医院领药。图/受访者提供
黄豪杰算了一笔账， 9名工作人员的薪水压缩到最低也要3万余元，再加上武汉的房租5000元、宜昌的办公点租金1500元，每月开支接近4万。
在机构的支出预算里，疫情支出原本不在其列，快递药品的费用、交通等方面的支出已经花去一些结余。有基金会开展了针对一线公益机构的小额资助项目，“为先社工”申请到了27000元，黄豪杰说这只能暂时缓解眼下的部分资金压力。
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他也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