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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图片来源: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官网

“实际上高福这个人,原本并不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大学资深教授、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早在1986年就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于2015年被聘为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38名委员之一。近日,华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澄清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责任问题,引起强烈关注。

实际上,疫情发生后,华生团队全面追踪,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做相关研究,来总结这次疫情发展与防治工作的得失与经验教训。“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说明,SARS之后国家斥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没有起到预警作用。同时和SARS一样,在疫情发生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实际情况仍然没有得到真实的汇报和披露。”华生说,“我们要总结的问题和教训是,真实的信息为什么没有及时上传下达?”

《中国新闻周刊》:新冠病毒疫情的前中期防治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迟缓、失误和问题,真实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远远滞后于病毒的传播和扩散,问题出在哪里?

华生:SARS过后不到十七年,我们就两次掉进了同一条河流,一个本来有可能在早期防控的病毒感染,演变为一场影响全国的大疫情,我们需要寻找真正的原因和漏洞。高福因偶然因素成为舆论焦点,但他的问题不是疫情之后最应该研究的真问题,因此需要说清楚“他为什么不是焦点”,这是我写文章的直接原因。这个问题说过了,以后我就不会再关心、涉及了。

目前看到的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总结,包括重视度不够、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公卫系统不完善、制度法规缺少等等,都是对的,但我觉得,研究问题不能回避要害,这次疫情带来的损失太大了,我们国家、人民都经不起折腾了。

与17年前的SARS相比,中国现在的国家实力、科技水平都有所发展,但这次疫情比当年SARS波及的范围更广,死亡人数和医护人员感染的更是多得多,而且造成全国停摆。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当然就要更深刻得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真实的信息为什么没有及时地上传下达?病毒像敌人一样已经摸到岗哨、侵占我们的阵地了,我们却没有预警,这是怎么回事?中国疾控系统在SARS之后就建立了直报系统对传染病进行监测,但问题是,内部为什么失灵了?在内部直报体系之外,是否需要监测环节?这都是要总结、研究的真问题。

严格地说,直报系统失灵不是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某一个环节。按照国家卫健委的通报,12月上旬已经有患者到医院机就诊,12月中旬,多家医院陆续收到病例,如果预警机制在SARS之后建立得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在12月中旬就已经解决问题了,预防越早,代价越小。但这个精心打造的系统,在这个防疫战争中成了二战中的马奇诺防线——战争还没拉开序幕,防线就失守了。

我下一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怎么保证真实信息上传下达。这篇文章会发表在我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相关学术论文的研究周期比较长,最快也得几个月,届时会发表在相关学术期刊上。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增速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与2003年SARS时相比更高,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恢复期会比SARS之后更长吗?

华生:我认为,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寻求疫情前期、中期防控不力的真正的原因与短板漏洞,从根本上反思、解决这个问题,避免以后重复出现。这次疫情暴露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从治理体系,到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等等,都提出了一些列问题和挑战。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目前下结论都还太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疫情后克服恢复经济的困难比SARS之后要大,2003年SARS爆发前后,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有困难也容易克服。

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在国内外都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疫情爆发是忙中添乱,但究竟对经济发展影响有多大,还要继续评估。这首先取决于接下来疫情与病毒本身的发展变化,其次,取决于防疫战进展的情况。当年SARS在广东出现后又在北京的爆发的情况肯定要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去避免。

有关促进经济恢复、保证民生的措施,经济学家和研究学者们也在探讨,需要根据事情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近期中央也采取了相关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了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各地有序复工、复产。现在市场总体比较稳定,证券市场、人民币币值也比较稳定,说明目前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是正确的、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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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洪洲是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也是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该中心是上海市收治新冠肺炎成人患者的定点医院,截至2月25日12时,上海累计确诊患者336人,268例治愈出院,死亡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