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威廉·巴尔：特朗普的剑和盾
作者：大卫·罗德（David Rohde）
译者：刘馨蔓
法意导言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这位“非主流”总统频陷政治斗争旋涡却总能脱险过关，他的第二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功不可没。威廉·巴尔，这位美国政坛保守派先锋屡屡“踩线”保护特朗普，他究竟是无利不起早的贪婪政客还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特朗普在威廉·巴尔的辅佐下会否重现里根时代荣光？美国引以为傲的三权分立政权架构会否在特朗普和巴尔的联手下逐步瓦解？文章结合时代背景详细梳理了威廉·巴尔的成长历程和他的工作履历，并采访了多位巴尔的亲友同僚及专业人士，不仅立体展现了这位饱受争议的司法部长，也为美国政治走向窥测了一丝先机。本文于2020年1月13日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作者大卫·罗德现任《纽约客》杂志官网执行主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Pulitzer Prize）国际报道奖。
作者：大卫·罗德
去年十月，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出现在圣母大学法学院，为意识形态之战辩护。在全体师生面前，巴尔声称，在美国，宗教正遭受着“有组织的破坏”。他说“世俗主义者和他们 “进步人士”的盟友，汇聚了大众传媒、流行文化、娱乐业和学术界的力量，对宗教和传统价值观进行了不懈的攻击。”巴尔，这位保守的天主教徒，将“世俗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蔓延归咎于“每一种社会病态”的上升——从“家庭的破碎”到“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创纪录、沮丧的年轻人、飙升的自杀率、越来越多的愤怒和异化的年轻男性，无谓暴力的增长以及致命的毒品泛滥。”
这篇演讲与其说是一篇古板的法律演说，不如说是自里根时代当巴尔第一次卷入到文化战争中以来积累的一系列不满。这篇演讲囊括了一系列有争议的主张。例如，他认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将宗教视为民主的必要条件。他说，“在制宪者看来，自由政府只适合于信奉宗教人士——那些认为存在超验道德秩序的人。”在演讲结束时，巴尔敦促听众们抵制“当代社会的持续诱惑”，并发起一场“道德复兴”。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并不认同巴尔长期以来对宗教在公民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虽然他经常说《圣经》是他最喜欢的书，但当有人问他更喜欢哪本圣经时，他回答说:“整本《圣经》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一种身处敌对分子包围圈的感觉。在巴尔发表演讲几天后，川普在保守派价值观选民峰会上对听众说，“政府内外的极端左翼激进分子决心破坏我们的宪法，根除我们所有人珍视的信仰。他们试图侵蚀你的工作，占用公共资源，削弱美国家庭的力量并从思想上荼毒我们的孩子。”随着扳倒总统的努力逐渐加强，巴尔和特朗普的政治利益已经聚合。两人将传统共和党人的亲商本能与对文化冲突和不满的关注结合起来。两人都认为，任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都会削弱美国。
在宣誓就职11个月后，巴尔已经是最令人害怕、最饱受批评、最有效率的特朗普内阁成员。自水门事件以来，没有哪位司法部长能像他那样，充当总统的政治利剑和盾牌。当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公布他对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调查结果时，巴尔赶在报告公布之前，提交了一份经过美化的四页摘要用以声明总统的清白。在总统的要求下，巴尔对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的“通俄”调查和认为俄罗斯代表特朗普介入了大选的情报展开调查。他并没有寻求一个无党派委员会，而是任命了一名联邦检察官，强化了总统关于联邦调查局“政变”的说法。司法部监察长进行了详尽的审查，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存在政治偏见的证据。巴尔发表了一份声明，歪曲其调查结果，并不顾与特朗普竞选有关的五人向调查人员撒谎而被起诉的事实，为在“通俄”调查中的证据“始终开脱”。
巴尔认为，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对所有行政机构的控制权，不受任何限制; 实践中，这意味着特朗普有权监督对自己不当行为的调查。（巴尔拒绝了多个采访请求。）在众议院的弹劾调查过程中，特朗普驳回了要求政府官员提供文件和证词的传票，这是历届总统都没有采取过的措施。巴尔和帕特·奇波龙（Pat Cipollone），一位曾担任巴尔演讲稿撰写人的白宫律师，他们也拒绝了传票，蔑视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国会权力。唐纳德·艾尔（Donald Ayer），曾在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政府中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他说“他们采取了一个他们完全不需要公开的立场。这太离谱了。这是以行政至上的名义否定了另一个政府分支的合法性。” 艾尔将巴尔关于总统权力的观点描述为“令人心寒”和“深感不安”。如果特朗普在参议院经受住了考验，总统抵制国会监督的能力将大大增强。劳伦斯·特赖布（Laurence Tribe），哈佛大学宪法学教授，担忧称巴尔和特朗普的努力可能永久性地改变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一旦这些观点站稳脚跟，我们将失去在革命中取得的胜利——我们将有一个比国王更强大的行政长官。”特赖布说“这将是共和国生存的灾难。”
现年69岁的巴尔比28年前担任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政府的司法部长时，更老练，更胖，更富有，也更好斗。但据他的朋友和前同事说，他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太大改变。“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对他的观点感到惊讶”，杰克·戈德斯密斯（Jack Goldsmith），曾领衔过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法学教授，告诉我“他一直对行政权力持广义的理解。”
威廉·巴尔
作为首都法律机构的资深成员，巴尔被盟友和对手描述为一个令人敬畏的思想家，喜欢就罗马历史、基督教神学和现代道德问题和人激辩。在他第一次担任司法部长期间，他就获得了“愤怒”和“洞穴”的绰号：当他觉得自己的原则被挑衅时，他往往会咆哮，然后逐渐接受这种情况。同事们形容他是一个既可靠又自私的人，乐于授权，但又对无能缺乏耐心。巴尔自诩为博学多才，对各种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法律的奥秘到三明治的芥末酱。他还自己设计了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林恩市的家，一个占地广阔的房子，并毫不掩饰其炫耀之情。在一次和朋友去苏格兰旅行时，他问当地一家旅馆的老板，墙上的油漆是“棋牌室的绿色还是法罗和鲍尔画的绿色烟雾”。旅馆老板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和其他杰出的保守派一样，巴尔在他对周遭自由主义共识的一次次回应下形成了自身的政治主张。他在曼哈顿里弗赛德大道长大，属于上西区的书呆子精英。当他的邻居们希望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能够蓬勃发展时，巴尔一家支持巴里·戈德华（Barry Goldwater）特竞选总统。
巴尔的母亲，玛丽（Mary），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在《红皮书》担任编辑。他的父亲，唐纳德（Donald），是上东区一所顶尖私立学校道尔顿(Dalton)的校长。二战期间，唐纳德（Donald）曾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工作。作为校长，他相信纪律塑造了道德，有助于抵御几十年后他儿子所警示的“社会病态”。当节育和女权主义正在颠覆性和职场的传统时，唐纳德却坚持遵循旧俗。奇普·费舍（Chip Fisher），曾在道尔顿上学，认为唐纳德很聪明但不适合担任校长：“就像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站在布道坛上一样。” 道尔顿的家长们认为巴尔专制、孤僻、过于默守陈规。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与学校董事会进行了一场漫长而丑陋的公开斗争后，他被迫离职。
玛丽·巴尔（Mary Barr），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把威廉和他的三个兄弟被送到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小学。即使在那里，巴尔也是个局外人。一年级时，他发表了一篇支持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竞选的演讲。后来，他宣布支持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一位修女答应为他祈祷，高中阶段，在贺拉斯曼（Horace Mann）中学，巴尔，当时被称为比利，向同学们逐行讲解宪法。他的一位同学告诉我，巴尔非常喜欢智力上的较量：“那种看似低调但却自鸣得意的举止，他真的很喜欢惹别人生气。” 加里克贝克（Garrick Beck），他的另一位同学，不喜欢巴尔的政治主张，但欣赏他的正直。他说，在那个时候巴尔就坚信，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才能保护美国免受威胁。“否则，像巴尔这样的好人怎么能为这个粗野的大亨辩护呢?” 对于特朗普，贝克（Garrick Beck）说道。“我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当巴尔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时，他的同学们都去参加反越战游行。巴尔却相反认为要巩固美国的力量。他曾对一名辅导员说，他希望有一天能领导中情局，而且，在学校假期，他在那里做了两个暑假的实习生。1973年，他完成了政府和中国研究的硕士学位，回到中央情报局做情报分析员。当时，一项名为“教会委员会”的参议院调查正在揭露中情局数十年来的种种弊端，也通过了相关法律来限制中情局。巴尔后来回忆说，这是一场攻击，对中情局的“人身攻击”。
巴尔做了两年的情报分析员，同时他也在考虑从事法律职业。于是他开始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上夜校，1975年，他调到了中情局的法律顾问办公室。第二年，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成为中情局局长，巴尔为他在国会作证做准备。其中一场听证会涉及一项法案，该法案要求中央情报局向邮件被秘密打开的美国人发送书面通知。该法案的发起人是自由民主党人贝拉·艾布扎格(Bella Abzug)，她代表巴尔在纽约的老社区。作为一名辩护律师，艾布扎格曾为一名在密西西比州强奸一名白人妇女的黑人威利·麦基亚（Willie McGee）争取到了缓期执行；她还代理了几名被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指控为共产主义者的美国人。中情局监视了她20年，有时会秘密打开她的邮件。
当艾布扎格和她的同事就中情局的秘密行动质询老布什时，巴尔看到了一个给新局长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我走上去，坐在证人后面的座位上，” 他在2001年布什政府的口述历史中回忆道。“有人问了他一个问题，他靠在椅背上说，‘我到底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他耳边小声问了答案，他回答了，我想，‘这家伙是谁?他会听取法律建议。’”
当巴尔在政府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认为总统权力太弱的观点在当时可能被认为是反常甚至激进的。多数时候，人们更担心总统权力变得过于强大。随着水门事件（the Watergate）的曝光，前肯尼迪的助手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帝王式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书中他列举了一些潜在独裁者的习惯: “‘国家安全’的万能咒，恪守行政保密，向国会隐瞒信息，拒绝使用国会拨款，试图恐吓传媒，利用白宫作为针对政治反对派的间谍和破坏活动基地。”
1977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上任，塑造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反面形象。他自己拿行李，让女儿上公立学校，并避免“向首领致敬”这种过分的炫耀。更重要的是，他实施了削减行政部门权力的改革。他签署了严格的政府伦理法，授权独立检察官和监察员调查浪费、欺诈和滥权。这些变化受到了包括保守派法学者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在内的批评，抱怨这些措施削弱了总统权力，但新政得到了国会和公众的广泛支持。
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总统后，情况开始发生转变。在国会不占优势三十年的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这股保守势力的复兴被里根称之为“=清晨美国”（morning in America）。1982年，白宫雇佣巴尔担任负责法律政策的副助理主任。他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年轻律师，他们开始为试图恢复权力的行政部门设计一个法律框架。
1986年，里根任命斯卡利亚为最高法院法官。同年，助手们向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措施扩大总统权力。他们认为里根应该否决更多的立法，并拒绝执行“违宪侵犯行政部门”的法律。该报告对总统可不受限制地控制所有行政部门的职能展开论证，并对特别检察官和监察员的合宪性提出了质疑。米斯(Edwin Meese)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即使是最高法院的裁决也不应被视为“国家最高法律”。（两年后，米斯因被指控帮助一位朋友获得联邦合同而辞职。）
1987年，一名独立检察官被任命调查司法部官员特德·奥尔森(Ted Olson)在就美国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作证时是否向国会撒谎。米斯和其他保守派人士认为此举违反宪法。在他们看来，独立检察官不过是民主党人用来抹黑共和党政府的无须担责的、代价高昂的政治武器。（事实上，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律伦理学教授斯蒂芬·吉勒斯(Stephen Gillers)指出，双方都在寻求利用这些检察官获得政治利益。但是，他补充说，他们仍然是限制滥权的必要手段:“特别检察官所做的是提供一种制约。”）
由此，莫里森诉奥尔森案(Morrison v. Olson)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独立检察官不得“过度”或“不得侵犯”行政部门的权力。唯一的异议来自斯卡利亚，他警告说，一个有政治偏见的检察官可能会对轻微犯罪进行“破坏性的刑事调查”。他写道:“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比指控对手及其同伙不仅固执己见、天真幼稚、效率低下，而且很可能是‘骗子’更有效的了。”
对于里根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不抽象。一年前，伊朗门（the Iran-Contra）丑闻曝光。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和几名白宫助手犯下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罪行，向伊朗出售尖端武器，并无视明确禁止支持该组织的法律将获利输送给中美洲的反共叛乱分子。与此同时，凯西和他的助手们一直厚颜无耻地向国会谎报他们的行动。当这一计划被揭露时，里根的民意支持率下降，但他否认对此知情，避免了弹劾。
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在电视直播听证会上表示，总统及其助手应该能够采取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行动来保护国家免受威胁。迪克·切尼(Dick Cheney)，彼时来自怀俄明州的国会议员，认为诺斯和他的盟友没有行为不当，因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应该完全由行政部门控制。但民主党和大多数共和党人表示，国会必须能够对一个任性的总统起到制衡作用。在听证会上，负责此次质询的夏威夷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提醒说，一群相信自己“垄断了真相”的官僚集团可能会导致“独裁”。巴尔对此无动于衷。他后来接受采访，“我认为伊朗门事件中的人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对待。”
当老布什1988年竞选总统时，时年38岁的巴尔抓住机会继续里根时代的使命。他以顾问身份加入老布什竞选团队，在老布什获胜后，他被任命为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负责人，为总统和所有联邦机构提供咨询。
巴尔立即拿出一份备忘录，称国会对总统构成威胁。他敦促政府官员警惕立法权的扩张对行政权的侵犯，并列举了近期的10个例子，从“行政部门的微观管理”到“试图限制总统的外交事务权力。”他写道:“只有坚持不懈地、强有力地抵制国会的侵犯，行政部门的特权才能得到保护。”巴尔开始主持会议决定由行政部门的总法律顾问起草反对国会的策略。他在2001年回忆道，总统支持这项工作:“布什觉得总统的权力自水门事件和国会民主党人的战术影响下被严重削弱了。” 但老布什倾向于渐进的方式，他说:“我不希望你一步到位——我认为提升行政权力的方式是静观其变，循序渐进。”
在一系列涉及政府海外行动的决策中，巴尔帮助扩大了总统权力。1989年，老布什在与巴拿马强人领袖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的对峙中僵持不下，并考虑以贩毒和洗钱等罪名逮捕他。司法部传统上认为，总统缺乏在外国领土下令逮捕的权力。但在6月，巴尔发表了一份法律意见书，称布什拥有“固有的宪法权力”，可以命令联邦调查局逮捕拘留外国敌对分子。
第二年，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军事入侵科威特之后，老布什在白宫会议上询问他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来发动一次反入侵。当时已被提拔为司法部副部长的巴尔说，保卫国家安全的义务赋予了总统随时开战的权力——甚至可以先发制人，对伊拉克军队发动攻击，前提是他充分相信伊拉克正准备部署化学武器用以对付美军。
但巴尔担心立法者们会试图阻止行动，所以他力劝老布什争取获得国会支持来保护自己。当时会议室里的其他保守派都吓了一跳，毕竟司法部官员应该保持审慎的公正。据巴尔说，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Cheney）斥责他:“你是在给他政治建议，而不是法律建议。” 巴尔回忆说，“我给了他政治和法律上的双重建议。当你到达这个高度时会发现政法不分家。” 1991年1月，经国会批准，布什授权对科威特采取军事行动。同年晚些时候，他任命巴尔为司法部部长。
自巴尔在贺拉斯曼就已经感觉到，始于60年代的美国社会转型加剧了社会问题的恶化。几十年来，他对刑事司法改革、对宗教的支持和对大企业的同情都表现出毫不动摇的蔑视。在1995年的一次关于暴力犯罪的研讨会上，他认为导致暴力犯罪的根源不是贫穷，而是不道德。他说:“暴力犯罪不是物质因素造成的，比如在补充营养援助项目（SNAP）里没有足够的食品券，而是由道德因素造成的。” “在这些社会物质建设项目上花更多的钱不会对犯罪产生影响，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会使问题恶化。” 巴尔还驳斥了错误定罪的观点。他写道:“有人认为有同情心的人会成为刑事司法系统的不幸受害者，并被超期关押在联邦监狱，这种看法简直是无稽之谈。”“那些被采取最低强制措施的人通常是罪有应得。”
作为司法部长，巴尔严厉打击毒品相关犯罪和非法移民。1992年，四名警察被拍到殴打汽车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King）却被判无罪，洛杉矶爆发了骚乱。巴尔在军用飞机上部署了2000名联邦特工来阻止骚乱。他认为应该提起民权诉讼——不仅针对违规的警察，还针对洛杉矶街头的暴徒。“我们本可以把那个地方清理干净，”他在2001年哀叹道。“不幸的是，我们只是提起了针对警察的联邦诉讼，却从未追究过那帮歹徒。”
在他任期内，巴尔多次拒绝任命检察官来调查行政部门可能存在的滥权行为。“廉政科告诉我，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接到的独立检察官的申请比所有前任加起来还要多，”巴尔回忆说，“那是个笑话。” 有一次，巴尔反对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美国政府在入侵科威特之前与伊拉克的交易。此举甚至引来一些保守派的反对，《纽约时报》（the Times）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称他为“包庇部长巴尔”。
1992年老布什在总统大选中败给比尔·克林顿后，他把失败归咎于伊朗门事件的首席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Lawrence Walsh）。在大选前四天，沃尔什对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提出了新的刑事指控，并披露了温伯格日记中的一段文字，对老布什长期以来声称反对用武器交换人质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老布什很愤怒，巴尔后来回忆说:“他觉得那次起诉让他输掉了选举。” 1992年平安夜，布什赦免了沃尔什起诉的四名前官员，以及另外两名等待审判的官员——巴尔支持这一决定。伴随赦免的同时老布什发表一份声明，控诉“对政策分歧的刑事化”，并写道对总统的批评应该在“投票站，而不是法庭上”表达。
对民主党人来说，这次赦免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官员们不顾国会的反对，实施了一项危险而非法的计划，向美国公开承认的敌人提供武器。巴尔驳斥了这些担忧，并指出沃尔什的调查不公平地阻碍了布什的总统任期。2001年，他回忆说，“当时非常困难，因为伊朗门事件持续发酵和劳伦斯·沃尔什——我不知道用怎样的礼貌措辞形容他，”“他当然是个猎头，但已经完全失去了该有的判断。”
在离白宫三个街区之外的K街，有一个店面，窗户上贴着“团结”和“仁慈与正义”的标语。大楼内建有天主教信息中心、一家书店和一个小教堂，联邦工作人员和游客可以在这里参加早晚礼拜。最近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一个标志宣告了即将到来一场保守派作家之间的辩论，题目是“民族主义:罪恶还是美德?”不远处挂着一个刻有圣母玛利亚形象的滑板，希望能吸引更年轻的人群来参与。
该中心由极端保守派组织天主事工会(Opus Dei)的一名成员领导，是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的聚集地。随着一位富有魅力的新掌门人C.约翰·麦克洛斯基牧师(Reverend C. John McCloskey)的到来，该组织于1998年崛起。麦克洛斯基性格强硬，政治立场鲜明，他总喜欢说:“自由的天主教徒是矛盾的。” 在90年代，他帮助一系列著名的保守派人士皈依了天主教，其中包括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2003年，麦克洛斯基悄悄离职。后来，天主事工会支付了一笔近100万美元的和解金给一名声称遭到麦克洛斯基性侵的女子。但该中心的董事会仍然是有天主教背景政客们的纽带。帕特·奇波隆(Pat Cipollone)和巴尔(Barr)都曾在该董事会任职，联邦党人学会(Federalist Society)执行副主席伦纳德·里奥(Leonard Leo)也曾在该董事会任职。当被问及巴尔的角色时，该中心的首席运营官米奇·布尔斯玛(Mitch Boersma)证实，他曾在2014年至2017年担任董事会成员，但他说，“多的也就没什么可说了的。”
1993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上任后，巴尔从政府离职，转而通过各种宗教组织继续宣传他的理想社会。他曾在一些广受赞誉的慈善组织董事会任职，如哥伦布骑士会(Knights of Columbus)和纽约大主教管区(New York Archdiocese)的市中心奖学基金会(Inner-City Scholarship Fund)。多年来，巴尔每年为纽约一所教会学校的18名学生支付学费。
但巴尔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能并没有减弱。1995年，他为《天主教律师》（The Catholic Lawyer）杂志写了一篇文章。两年前，联邦调查局对德克萨斯州韦科市一个邪教组织居住的院落发动了一次灾难式突袭。巴尔在文章中指责说，记者们做出了“微妙的努力”，把邪教和基督教教派类比。他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好战且世俗化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我们看到人们对宗教，尤其是对天主教的敌意与日俱增。” 他认为，信奉宗教的美国人受到越来越多的迫害:“占美国人口1%或2%的同性恋运动备受关怀，而占美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天主教徒却被冷落，这并非偶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行政权力的地位有所动摇，这主要取决于哪个政党控制了白宫。当克林顿因白水门事件（the Whitewater）接受调查时，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要求调取文件，克林顿的团队以受到律师-客户特权的保护予以拒绝。巴尔称这一理由很“荒谬”，后来又不满克林顿削弱了总统职权:“我对总统的许多特权为这位总统的个人利益而牺牲感到不安。” 当小布什入主白宫时，巴尔重申了他的观点，即总统应该在国家安全方面拥有“至高权力”。在专栏文章和国会听证会上，他积极鼓吹军事法庭、爱国者法案和全面监视。奥巴马执政期间，国会共和党人发起了一场反对总统提案的运动，巴尔基本上再次陷入沉默。
在私营部门，巴尔因反对联邦监管而声名鹊起。作为美国最大的电讯公司之一通用电气（G.T.E.）的总法律顾问，他说服监管机构批准对他雇主有利的并购，反对那些对竞争对手有利的合并。在办公室里，他不时谈到诸如自然法则之类的道德学说，但从不指望世俗的同事会认同他的信仰。巴尔很少与同事交往，他每周从华盛顿通勤到纽约，他和妻子克里斯汀(Christine)在华盛顿的一个天主教社区抚养三个女儿，这个社区以教堂、学校和社交俱乐部为中心。女孩们去了贝塞斯达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克莉丝汀在那里做图书管理员。(巴尔的女儿们后来上了天主教大学，都成了律师。)
因为多年政府工作经历，巴尔逐渐变得富有。他协助主导了通用电气（G.T.E.）与贝尔大西洋（Bell Atlantic）的合并，成立了美国最大的电讯公司弗莱森（Verizon）。2001年到2007年，他的平均年薪和奖金达到170万美元，此外还包括股票期权、公司专机和消费津贴。当巴尔在2008年提前退休时，他收到了2,800万美元的延后收入和离职补偿金，这一巨额数字以让一个监管机构将这笔补偿金纳入公司治理不善的反面教材。据《福布斯》(Forbes)杂志最近估计，巴尔积累了约4000万美元的财富，他还在时代华纳(Time Warner)和多明尼安能源(Dominion Energy)等公司董事会任职，又获益数百万美元。他还加入了柯克兰德&埃利斯律师事务所(Kirkland & Ellis)，这家位于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以其顶尖的保守派律师而闻名。他和克里斯汀在麦克莱恩建了房子，离中情局总部只有几英里。
2012年7月，巴尔得知他的小女儿梅格（Meg）复发非霍奇金淋巴瘤。梅格当时27岁，这个病只有20%左右的存活率。巴尔立即停止工作，把注意力集中在女儿的照料上。巴尔一家将梅格送往波士顿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the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接受治疗，巴尔和他的妻子搬到了附近。在梅格接受了化疗和干细胞移植后，巴尔在波士顿外的锡楚埃特镇上租了一间房子，这样梅格就可以和其他病人隔离，避免感染。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在沙滩上散步，讨论梅格恢复之后会做些什么。“那三个月既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期，”梅格在2019年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说“疾病最难的部分是接受它的随机性，接受你无法控制结果的事实，而我和我父亲又都是控制狂。”
梅格最终康复。但巴尔告诉福克斯，“梅格的病改变了我们家庭也改变了我。”巴尔的朋友们说，他以一种全新的热情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曾在里根(Reagan)政府与巴尔共事的诉讼律师查克库珀(Chuck Cooper)告诉我，“我觉得他对我们于生活脆弱的把控力有着强烈的感激之情。”“浪费任何一点都是不可原谅的。”
巴尔加入特朗普革命的时间较晚。在90年代和21世纪之初，他向共和党候选人捐赠了50多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捐赠给小布什(George W. Bush)、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等主要人物。（巴尔甚至支持过亚利桑那州的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一位因偶尔对特朗普进行批评招致选民反对的参议员。）2016年，巴尔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捐款2700美元，是支持杰布·布什（Jeb Bush）捐款的20倍。
不过，特朗普获胜后，巴尔表现出了一种皈依者的热情，为《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撰写专栏文章，支持特朗普的争议立场。当代理司法部长萨莉耶茨（Sally Yates）拒绝对来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旅行者实施禁令时，巴尔指责她的“妨碍”，并猛烈抨击了有关这一情况的新闻报道。他写道:“左翼势力在媒体有倾向性报道的猛烈攻击下，采取了很多措施精心策划了一场并不公正的做作的表演。” 在另一篇文章中，巴尔批评罗伯特·穆勒雇佣了向民主党政客捐款的检察官，但他没有透露自己向共和党捐款的情况。
2017年2月，特朗普任命了他的第一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但很快他就失望了。当塞申斯回避穆勒的调查时，特朗普问道:“我的罗伊·科恩(Roy Cohn)在哪儿?”——指的是他的前私人律师，在50年代的红色恐怖时期，是麦卡锡（McCarthy）参议员的贴身助理。据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报道，特朗普痛斥塞申斯是“愚蠢的南方人”和“弱智”。（特朗普对此予以否认。）那年秋天，塞申斯无视特朗普提出的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爆出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与俄罗斯铀交易中角色的要求。《纽约时报》联系了10位前司法部长进行评论，巴尔是唯一回复的人。他说:“总统要求进行调查本身并没有错。”并补充说，他认为对铀协议进行调查的依据比特朗普和俄罗斯之间任何所谓的勾结都要多。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追究这些问题，司法部就是失职。”
巴尔曾表示，他对司法部长一职不感兴趣。但在2018年6月，他主动向负责监督穆勒调查的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发送了一份长达19页的法律备忘录。他花了大量篇幅阐述一个观点，即美国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的权力使他基本无法妨碍司法公正。他承认，销毁证据和鼓励作伪证这样明目张胆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他写道，“穆勒的中心前提是，如果总统试图影响一项对其自身行为进行审查的程序，那么它的行为就是‘腐败的’，这种观点亦站不住脚。” 法战（Lawfare）博客的本杰明·维特斯（Benjamin Wittes）和米哈伊拉·福格尔（Mikhaila Fogel）认为这份备忘录“异乎寻常”。巴尔在没有案件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设计了一个妨碍司法公正的法律理论，并将其归咎于穆勒，然后宣称这是“致命的失误”。
巴尔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前演讲稿撰写人、天主教信息中心(Catholic Information Center)董事会成员奇波隆曾为他积极游说。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主持人劳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也对他表示支持。中期选举后，特朗普强迫塞申斯辞职，并提名巴尔为司法部长候选人，称他“从第一天起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2019年1月15日，巴尔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国会山参加提名听证会。国会中的许多民主党人，尤其是那些没有研究过巴尔履历的人，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制度主义者，遏制特朗普的法律越轨行为。他们还面临一个严峻的政治现实:他们没有足够的选票来阻止对他的提名。不顾一些助手的建议，民主党人没有细想巴尔关于刑事司法的声明，也没有考虑他的宗教信仰是否会影响他的观点。
听证会把重点都集中在巴尔将如何处理穆勒报告的发布上。在他的开场陈述中，他重述了他在布什提名听证会上所做的保证:“司法部长必须确保司法行政——法律的执行——凌驾于政治之上并远离政治。” 在证词中说，他表示穆勒是他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他的“好朋友”，认为应该允许穆勒完成调查。但他也对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的说法表示怀疑，并多次表示支持总统的政策。四个星期后，多亏了党派路线的投票，他被确认为川普的第二任司法部长。
2019年2月14日，巴尔接管了内部分歧严重且饱受士气低落困扰的司法部。特朗普对塞申斯和穆勒的公开抨击让工作人员感到不安。虽然一些职业雇员支持塞申斯回避穆勒调查的决定，但一些工作人员说，他与人疏远，在开会时似乎有点力不从心。“当他感到困惑或心烦意乱时，他会讲一些有关摩比尔银行抢劫案的故事，而这似乎很常见，”一名前司法部官员表示，“他是个不错的人，但我想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该怎样开展工作。”
司法部的一些现任和前任官员告诉我，主要问题并不是塞申斯，而是特朗普政府要求他们捍卫扭曲的法律立场。在塞申斯主持工作期间，司法部为旅行禁令、跨性别者参军禁令、将移民子女与父母分开的政策以及对总统违反薪酬条款的指控都进行了辩护。几位职业官员拒绝在法律备忘录上署名。“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士气一直很低落，”在司法部工作了30年的前高级官员马修·科利特(Matthew Collette)告诉我，“极具争议和困难的案件开始了，而且还会涌来。”
当前总统们以“行政特权”为由拒绝向国会提交材料时，司法部的律师会试图帮助解决这些纠纷。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种做法已经停止了，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告诉我。当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参加最高法院的提名听证会时，国会要求他提交在小布什政府期间的工作情况的文件。白宫拒绝国会翻阅这份超过十万页的文件。国会只收到了印有“宪法特权”字样的空白纸张，议员们表示，他们之前对此闻所未闻。
巴尔的行动非但没有避免特朗普时代的党派之争，反而把他的部门置于漩涡中心。在移民问题上就发生了一场分裂性的斗争。2018年3月，政府宣布打算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增加一个公民身份问题——这一举措被自由派人士认为会让拉美裔处于不利地位。这项措施严重加剧了司法部内部的分歧。科莱特（Collette）说，律师们乐于实施新政府的政策重点，但不愿“扭曲法律原意以迎合总统的个人观点或需求”。
巴尔一直坚定支持特朗普对移民的打压。他指示法官拒绝某些移民保释，并基于与面临暴力威胁家庭成员的联系，限制移民申请庇护索偿的能力。司法部正试图推翻一项最近的法院裁决，该裁决有助于保护人们免受快速遣返。司法部还起诉了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州为逃离镇压的移民提供保护的“庇护城市”。
经过数月激烈的法律斗争，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政府不得在人口普查中增加公民身份问题。在5票赞成、4票反对的裁决中，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得出结论称，做出这一改变的“唯一陈述理由”“似乎是人为的”。
特朗普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对最高法院的阻挠做出回应，即允许总统通过其他方式收集公民数据。法律专家普遍认为这一命令就是毫无意义的遮羞布，但巴尔在白宫玫瑰园举办的一个典礼上宣布这项成就。站在离特朗普几英尺开外的地方，他说:“再次祝贺您，总统先生，采取了有效的行动。”
巴尔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特朗普本能的迹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告诉我，“我认为他被提名是因为他有能力保护特朗普。对行政权的信仰是他任职的首要条件。” 在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巴尔多次在政治上帮助特朗普。巴尔发表了他对穆勒报告的总结，引用了其中一段话的部分内容，称没有发现任何确凿证据证明勾结，却遗漏了表明俄罗斯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一直在朝着类似的目标努力的其他部分。他提到报告发现了一些可能妨碍司法的事件，但没有进行列举或描述。（共有10起，其中包括特朗普解雇拒绝向他承诺效忠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
从左至右依次为穆勒、巴尔、特朗普
三天后，穆勒给巴尔写了一封信，认为这份总结“没有完全抓住报告的背景、性质和实质”，并“让公众对我们调查结果的关键方面感到困惑”。穆勒已经准备了一份引言和执行概要，他敦促巴尔公布这些内容。巴尔予以拒绝，并又花了三周时间修订了完整的报告，让特朗普“完全无罪”的说法占据了新闻版面。
在4月份，巴尔最终发布了这份报告，他在记者接触到这份报告之前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这使得他们无法就报告的内容提出详细的问题。巴尔重复了四次没有发现勾结，并指出“总统”感到沮丧和愤怒是因为他认为这场由他的政治对手和非法泄密推动的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 四天后，国会民主党传唤了白宫法律顾问唐·麦克加恩(Don McGahn)，他目睹了特朗普的一些潜在的妨碍司法的行为，司法部随即发布了一份法律意见书，使他无需作证。
特朗普经常对2016年大选提出修正主义观点，声称是乌克兰进行干预并淡化俄罗斯的作用。据他所说，联邦调查局开展的这项调查是由奥巴马(Barack Obama)支持的秘密行动，目的是监视他的竞选活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告诉我，巴尔不相信“深层政府”(deep state)正在密谋迫使特朗普下台，但他相信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时内部有人暗藏祸心。去年4月，巴尔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谈到了这个问题。“监视政治活动是一件大事，”他说。“我认为间谍活动确实发生了。问题是它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预测。”
那时，司法部监察长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就联邦调查局调查特朗普“通俄”一事展开的审查已经花了13个月的时间。但特朗普指示巴尔自行调查，并审查俄罗斯协助他竞选的情报。特朗普赋予巴尔一项影响深远的权力: 单方面解密绝密文件以审查国家情报机构的工作。
进行调查时，巴尔任命了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约翰·杜伦(John Durham)，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调查过中情局是否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刑讯逼供。巴尔和杜伦出访英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要求当地官员提供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不当行为的证据。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情报委员会任职，他告诉我巴尔无视司法部规范:“他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试图找到证据来证实这些离奇的阴谋论，为俄罗斯开脱。” 情报部门官员担心，这些行程将使美国的长期盟友因害怕卷入党派斗争在与美国分享信息时犹豫不决。
曾协助调查俄罗斯干预事项的美国司法部前高级反情报官员戴维·拉夫曼(David Laufman)表示，这项调查也向所有美国官员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挑战特朗普，后果自负。“我们进入了一个疯狂的境地，” 拉夫曼告诉我。他说，这项调查“让人联想起历史上那些对不忠者进行清洗的政权”。
巴尔对政府地位的信念在政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在圣母大学演讲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田纳西州也发表了名为“成为基督教领袖”的演讲。蓬佩奥说:“我知道有些媒体听到我向上帝寻求工作方向时会破口大骂。” “我很自豪特朗普总统允许了国务院这么做，事实上，他也要求我们这么做。” 蓬佩奥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而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里，他的许多同僚都是保守派天主教徒，他们的影响力堪比小布什政府的福音派。除了巴尔和奇波隆，还有代理参谋长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白宫顾问凯莉安·康韦（Kellyanne Conway）;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以及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以及指导了特朗普挑选法官的战斗情报中心和联邦党人学会的伦纳德·里奥（Leonard Leo）。
一位政府官员承认，宗教领袖们“敏锐地意识到特朗普的缺点”，但更意识到他对他们事业的价值。这位官员说:“他将以为保守派做出杰出贡献的政治领袖而留名。” 特朗普已经重塑了国家的法律体系，他任命了两名最高法院法官和162名其他法官，其中大多数人都属于保守派。巴尔的司法部支持限制堕胎，并帮助基督教学校争取到纳税人资金支持。巴尔还帮助特朗普恢复了被两党总统冻结了16年的联邦政府死刑执行。
巴尔喜欢把特朗普描述成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继承人。但在某些方面，他的政府对敌人严防死守，为了政治利益歪曲法律，更让人想起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时代。9月，本田、福特、大众和宝马与加州达成协议，将遵守比白宫制定的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在政府嘲笑此举是“公关噱头”之后，司法部对汽车制造商展开了反垄断调查。巴尔为总统所做的工作扩展到为他的纳税申报单保密。去年，特朗普的私人律师称他的财务记录不应交给正在调查是否曾向成人电影女演员斯蒂芬妮·克利福德“封口费”的纽约市检察官。司法部提交了一份当事人声明，称移交这些记录将“给总统的时间、精力和宪法履职带来巨大负担”。法律伦理学教授斯蒂芬·吉勒斯(Stephen Gillers)认为，巴尔在他应该挑战特朗普的时候未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没有司法部长，”他说。“我们多了一位额外的总统律师。”
去年9月，一则有关巴尔的爆炸性新闻打破了这两个角色之间的界限。一名匿名人士对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沃洛迪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电话会谈进行举报。在通话中，特朗普以美国军事援助向泽伦斯基施压，敦促其调查拜登卷入乌克兰腐败案件一事，并建议和他的私人律师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以及巴尔谈谈。
巴尔否认与此事有关，并表示从未与泽伦斯基谈过话。与此同时，司法部制止了举报人的控诉。首先，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裁定，该控诉不是一个“紧急关切”的问题，因此不需要移交给国会监督委员会。其次，司法部刑事司驳回了举报人关于总统违反了禁止候选人向外国人寻求支持的联邦法律的指控，理由是乌克兰公开宣布对拜登展开调查对竞选无益，因为没有办法准确列举其价值。
11月15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瓦诺维奇(Marie Yovanovitch)在众议院作证，称自己是被 “恶意抹黑”逼下台的。在她作证的同时，特朗普在推特上对她进行了抨击，她称此举令人“非常不安”。在同一天，巴尔在联邦党人学会发表了激烈的演讲。他说:“为了发动一场针对本届政府毫不留情的焦土之战，左翼势力正在系统地粉碎社会规范，破坏法治。” 他将总统描述为受到政府其他部门“侵蚀”的受害者。巴尔说:“人们总会下意识地认为立法和司法部门都好人，保护人民免受贪婪的潜在独裁者的侵害。”“这是一种错误且返祖的偏见。”
12月，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发布了一份关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巴尔和他的盟友寄希望于这份报告对他们有利。数月以来，特朗普和福克斯新闻的评论员曾预测，霍洛维茨的报告将发现明显的政治偏见。相反，报告结论却是特朗普对联邦调查局“政变”的指控是错误的。
这份基于170多次面谈和100多万页文件的报告确实发现了不当行为，其中大部分涉及向联邦情报监视法庭(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提出的申请。在竞选期间，联邦调查局低级别官员曾申请允许窃听特朗普的前外交政策顾问卡特·佩奇(Carter Page)。在此过程中，一名律师篡改了一封电子邮件制造出佩奇没有与中情局合作的假象，而事实正好相反。特工们还隐瞒了对英国前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收集的对特朗普指控可靠性的担忧。
霍洛维茨的报告表明政府的秘密监控程序需要进行重大改革。报告指出，展开调查符合法理，官员的失误并没有导致领导人做出不当行为。霍洛维茨写道:“我们没有在书面证据或证言证据中发现影响决策的政治偏见或不当动机。”（另一项对曾发送蔑视特朗普短信的高级反情报特工彼得·斯特佐克(Peter Strzok)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前联邦调查局总法律顾问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告诉我，联邦调查局在收到斯蒂尔材料汇编复印件和那封邮件被篡改之前就已经着手调查了。当时，被俄罗斯窃取的民主党通信在网络流传，特朗普曾公开呼吁俄罗斯窃取并公布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电子邮件，他的几名幕僚曾与俄罗斯官方和疑似情报人员有过接触。“我们有义务保护美国不受俄罗斯的侵害，”贝克(James Baker)说。“面对同样的事实，我将再次展开调查。”
巴尔用质疑对对霍洛维茨的报告结论做出了回应。巴尔认为，尽管核心报告显示调查是合理展开的，但“清楚地表明，联邦调查局以最薄弱的怀疑为由，对美国总统竞选发起了侵入性的调查。” 被任命进行单独调查的联邦检察官杜伦表示，他和巴尔收集的证据与霍洛维茨的说法相悖。他说，“我们向监察长进行了反映，对报告中一些预测性结论和联邦调查局案件如何展开案件的部分并不认同。” 这一声明违反了在调查结束前司法部不予置评的惯例。
特朗普更进一步，认为霍洛维茨是上届政府阴谋集团的一部分。“别忘了，霍洛维茨是奥巴马任命的，”他发推道。“很明显，霍洛维茨暴露出了极大的偏见和罪恶感，但他绝不会承认。这是巨大的信誉损失。奥巴马什么都知道!”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立即承认了错误，并宣布了40项旨在防止不当监控的改革措施。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反驳了其他的虚假声明。当被问及特朗普要求对乌克兰干预选举进行调查时，雷(Christopher Wray)回答说，“没有信息表明乌克兰干预了选举。” 他还呼吁美国人对信息来源要保持谨慎。“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他说。“我认为，保护我们不受国外负面影响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非常团结且包容，他们不仅有恰当的媒介素养、对信息的摄取也会持合理怀疑态度。”
在雷(Christopher Wray)为联邦调查局辩护后，特朗普也对他进行了抨击。他在推特上写道“我不知道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读的什么报告，但肯定不是给我的那份。”“以这种态度，他将永远无法解决联邦调查局的问题，尽管有很多最棒的男人和女人在那里工作，但联邦调查局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雷保住了他的工作，但其他人没那么幸运。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Dan Coats)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曾公开质疑过特朗普的一些言论。去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重压后，科茨辞职了，特朗普提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擅于贩卖阴谋论的国会议员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取代他。（在有证据表明拉特克利夫可能夸大了自己的履历后，白宫撤回了提名，这个职位至今空缺。）特朗普还撤销了曾批评过他的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的安全许可。此举影响甚大，政府工作薪酬低微，很多情报官员指望着在退休后依靠安全许可获得私营部门的工作。最近，总统公开谴责了乌克兰事件的举报者，此人随后收到了许多死亡威胁。当威胁激增时，武装特工开车送他上下班。
在数十次采访中，一些现任及前任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官员表示，过去三年来特朗普在Twitter上的言语抨击、阴谋论和备受瞩目的解雇事件，让他们的部门主管对公开发言、在国会作证或与记者交谈都很谨慎。他们很清楚会被问及特朗普的错误表述。如果他们予以更正，将面临因反驳总统而被解雇的风险。
国家情报机构转向私人评估准备反驳特朗普似是而非的断言。据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成员表示，他们确认俄罗斯(而非乌克兰)干预了2016年的选举，并预测俄罗斯可能会在2020年再次干预。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也评估称，白人民族主义者和ISIS成员都持续威胁着国家安全，而特朗普对这些问题并不重视。这些机构主管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保密进行自我保护。“生存就是胜利，”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如果你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被淘汰或者坚持到最后才出局，这对机构来说就是胜利。”
如果巴尔的调查结果指向刑事指控，那就是对以往做法的彻底悖离。当杜伦调查中情局官员是否刑讯逼供时，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刑事指控。尽管此前对情报失误的调查曾让美国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911袭击前没有发现预警信号，又如错误地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都没能导致刑事处罚。2016年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提醒说，选举评估是一项分析工作。克拉珀说:“如果检察官调查分析人员的情报判断，那会很糟糕。”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担心，特朗普威胁调查人员会对联邦调查局造成严重后果。“这可能会降低机构坦率评估或追查争议案件的意愿，”他说，“我为这个机构感到担心。”
在一场私人聚会上，无论是现任、前任联邦调查局特工，还是司法部官员，都对特朗普对联邦调查局的抨击感到疲惫不堪。最近退休的一些人员告诉我，他们对自己如此少地怀念在局里的工作时光感到惊讶。
一些特工接受了雷的忠告，专心工作，对身边的政治斗争置若罔闻。作为一名低调的前检察官和企业律师，在工作了两年半之后，雷激发了团队忠诚使他们足以从容应对困局。就像这个国家一样，联邦调查局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一些特工对特朗普个人反感但支持他的政策。科米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局长，但特工们抱怨他呼吁人们投票反对特朗普，这将联邦调查局置于阴谋论中。最明显的情绪是对政治阶层的蔑视。去年冬天，在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停运期间，联邦调查局的1.3万名特工和2万名后勤人员辛苦所得仅敷日用。当雇员们泪流满面地走进主管办公室时，机构设立临时食品银行来接济同僚。特朗普要求国会为他提议的墨西哥边境墙拨付资金才导致了政府关门。但许多特工认为，双方政客都有责任。“他们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已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汤姆·奥康纳(Tom O’connor)跟我说。
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斗争滋生了冷漠和厌恶。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官员表示，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将会有大批政府雇员离职。一些退休的特工担心这个机构没法再撑四年。
斯蒂芬·吉勒斯(Stephen Gillers)指出特朗普的所有攻击都是为了增加权力。他说:“特朗普寻求最大限度控权的方法就是尽量减少信息披露以及破坏信息的可信度。” “国会的工作需要信息来运转的，而总统却冻结了信息，特别是在弹劾调查中。另一个制约因素是媒体，总统使用“假新闻”一词会导致民众对媒体失去信心。剩下的就是法院了，它们低效又麻烦。”
前布什政府的副司法部长唐纳德·艾尔（Donald Ayer）提醒称巴尔对行政权力的理解可能会实现。他说:“最终问题是当这些争议到达最高法院时会发生什么，毕竟最高法院有两名特朗普任命的法官。” “他真有成功的危险。” 一些法律分析人士认为，巴尔有些操之过急。法战（Lawfare）的本杰明维特斯(Benjamin Wittes)预测，最高法院将否决巴尔的极端立场，并开创最终削弱总统权力的先例。“认为总统有权对公共资源行使行政特权的想法是可笑的，” 维特斯告诉我。“我认为他们很可能反而会失去很多。”
保守派诉讼律师查克库珀(Chuck Cooper)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巴尔的任职代表了自里根政府期间启动的法律工程的成就。库珀说“他是在由米斯司法部时期推广和大力推进的基础上不断建造和扩展。” 去年十月，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授予米斯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巴尔出席了会议，米斯感谢他继承了他的衣钵:“在这个国家众多伟大的司法部长中，你已有一席。”
随着巴尔对扩大总统权力的坚持，共和党选民也逐渐认同。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的数据表明，43%的共和党人认为，“如果不必那么担心国会和法院，那么总统可以更高效地运作。” 这一数字比特朗普刚上任时的14%有所上升。众议院共和党关于乌克兰的报告支持了他独一无二的权威。这篇文章对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话稍有误读，称特朗普“从宪法上说，是‘国家唯一的外交机构’”。因此他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有无限的自由。艾尔担心，巴尔将里根时代解散政府的努力与特朗普时代将政府政治化的努力结合起来。随着白宫成功地阻止了国会将特朗普赶下台的企图，巴尔正在赢得他对立法权的长期战争。在2020年的竞选中，特朗普将辩称，只有他才能保护美国免受左翼势力、移民和其他敌人的危害。巴尔对总统权力的设想将成为该党的主流立场。“巴尔找到了成为唐纳德·特朗普司法部长的机会，”艾尔说。“我相信，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机会，来推动他的全能执政官愿景取得重大进展。”
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错误地陈述了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在科威特的作战行动时间。（译者注：文章首版于2020年1月13日发表在《纽约客》杂志官网，已于2020年1月20日更正。）
翻译文章：
David Rohde，William Barr, Trump’s Sword and Shield，The New Yorker，January 13,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1/20/william-barr-trumps-sword-and-shield.
译者介绍
刘馨蔓，中山大学法律硕士，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讲师，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技术编辑： 李微微
责任编辑： 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