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栩（xu）然 姜承雪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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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说点稍微尖锐一点的话题。
大量舆论均不解的是，为何封城1个多月了，全国各地上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一直到2月17日之前，“病重却无法确诊”和“确诊没床位住院”的微博求助话题却一直都有？
——2月5日，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受访专家非常坦诚地提出：武汉有多少人感染谁也没准，报出来的是根据试剂新检查来的数，不代表实际新增感染的人数，数据已经失真，必须实事求是。
——2月10日，南开大学周永道教授发表了题为《武汉市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统计推断》的论文。论文认为，至2月9日，武汉城内的新冠感染者保守估计达54000人，多则达到90000人；湖北省除武汉外的其他城市，保守估计有21000人感染新冠病毒。
——截至2月25日24时，官方公布的全城确诊数为：累计确诊病例47441例，死亡2085人，治愈11793人。
这是官方数字，而确诊者这个数字是不尽准确的——这个结论也是为官方承认的。
需要注意的是，4.7万人，这还是前段时间武汉新增人数爆炸起跳的基础上而来的。看网上的推测，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可能低于实际感染人数的。
而武汉目前的病床有多少呢？能查到的截至2月22日24时的数据，收治重症的定点医院病床1.4万张，收治轻症的方舱医院病床不足2万张。
近期的新闻中，一些患者出院后，自身症状反复，复查核酸检测结果又呈阳性，还可能重新成为新的传染源。如果采用上述论文中最乐观的估计，即截至2月9日有5.4万感染者，那么确诊人数大于床位数，将依然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一个中部大省的省会，全国特大城市，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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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集中、传染人数激增，而医疗资源却很有限。
这次疫情中，武汉的医疗体系整体力量严重不足。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汉公立医院的比例非常低。
有一个2017年的数据，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私营医院258家，私营医院占比72.9%。
这还是之前的数据，这两年全国各地私营医院建设不断提速，估计现在的比例可能更低了。
这些私营医院几乎没有三级医院，以专科医院居多，最多也就是二级综合医院。
私立医院虽然多，但多数都是一些低水平建设，赚点快钱的领域，什么男科、口腔、美容、皮肤病之类的。
疫情来了，很多别说直接上一线抗疫了，连贡献点病床都做不到。
那么问题来了，只有武汉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我查了下，自从2001年国家正式开放医疗市场以来，民营医疗机构就迎来了一波爆发式的增长。
到了2003年，许多地方政府又大举推进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允许公立医院通过委托经营、股份合作、乃至是直接整体出让的方式进行私有化。
有了以上各种措施的多管齐下，我国私营医疗体系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很多人还没有察觉到的时候，它们居然已经在全国占据了半壁江山。
2015年，大陆民营医院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公立医院。
到2019年，存活着的公立医院只剩1.19万家，而中外私立医院高达2.32万家，占踞了医疗卫生系统的大半壁江山。
民营医院占比超过64%，在数量上对公立医院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下一步还会怎么样，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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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要发展民营医疗机构，没有问题。也轮不到我们操心。
但我想不通的是，既然国家花这么大力气扶持民营医院，它们的数量占比又这么高，但这次武汉疫情里，这些民营医院都去哪了？
尤其是，那些平时到处打广告、嗓门最大、最赚钱的XX系医院们，又在哪呢？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以来，正面抗击疫情的完全是公立医院系统。全国各省市确定的定点收治医院，都是大型公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质收治病人，要么干脆不愿收治病人。
从全国各省市奔赴武汉的医疗支援队伍，也都是从各大公立医院抽调的精兵强将。68个最先驰援武汉的医疗队，没有一个医疗队来自私立医疗机构，没有一家私营医院参与。
后来更有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这四大“天团”级医院，成建制支援武汉。而这些医院都是院史百年左右的公立医院，疫情来了，他们“捐出”了自己的医疗人员、自己的设备，甚至还有自己的院长。
疫情发展到现在，一些民营医院也开始派人参与一线抗疫，我们也向这些勇敢冲向一线的民营医院医护人员致敬。
但不得不说，他们所承担的远远无法和公立医院相比。
私立医院体量几乎是公立医院的两倍，在这次事关全中国的抗疫大战中，派出的人员却只有公立医院的零头，我真想问一句：有大事的时候，这些私立医院能顶什么用？
回想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第一条就是：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
10年的时间，公立医院已经减少了1300多家。
这次还有公立医院，下次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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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部电影，叫《传染病》，里面的剧情和我们这次疫情很像。
电影中病毒的来源也是蝙蝠。蝙蝠传染给猪，猪传染给人。
这个病毒在毫无症状的潜伏期内就可以传染，被感染的人数很快就达到了恐怖的量级。
在这种大规模流行的病毒面前，美国发达先进的医疗体系崩溃了，医院被挤爆。
当然，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传统的美国，是不可能10天造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
于是，他们采用了方舱医院的方式来集中收治病人，只不过他们的“房舱”是很多人挤在一起，相互感染的风险非常大。
然后经典的情节来了，美国的那些医护人员们，面对这种生死考验，居然罢工了！
而电影里的那些高层还很理解护士罢工，说：“我们让健康的人去照顾病人，然后希望健康的人不要得病，这个太离谱了。”
这不废话吗，不让健康的医护人员照顾病人，难道想让病人照顾病人？换个说法，不就是自生自灭么！
然后更经典的来了，因为病毒传染，美国也开始封城。
然后维持秩序的警察，也罢工了！
在这种危险的病毒面前，美国的医护人员罢工了，警察也有四分之一不干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医疗体系、社会治理体系！
在真正的灾难面前、生死面前，美国人所宣扬的什么“普世价值”，全成了一句屁话。
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部电影。
直到看到新闻。
就在这次疫情中，崇拜西方的香港医护人员居然也罢工了。
更可怕的是，在罢工之前，有一些医护人员以极其自私的行为，刷新了下限：在抽到必须照顾确诊或疑似病例的“生死签”时，有人竟然直接选择了“辞职”，还有的干脆就“集体请假”了。
在东区医院、博爱医院和玛嘉烈医院，至少有90名护士相继集体“请病假”，在东区医院手术室，1日原本应有45名护士上班，但最终有多达26人请病假。
在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里，面对他人的生死，极端利己是正常的。所谓的救死扶伤，那是在平常收医药费的时候。
疫情期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海南保亭县人民医院一位医生，因为拒绝服从上级安排去发热门诊参与抗击疫情的工作，直接被医院开除了。
而作为对比，私营医院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2020年1月24日，正是新冠肺炎病毒开始在全国大规模爆发的紧要关头，北京市卫健委开出了一份用以指导民众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其中著名的私立医院和睦家也被收录在其中。
明明已经被点名作为定点医院，但在发现有大量发热病人被这份名单引导前来就诊后，和睦家直接做出了一个当机立断的决定——把自己的发热门诊直接关停。
公立医院的医生因为拒绝参与抗疫，直接被当场开除。
而私营医院倒好，直接关门，连关停发热门诊的理由也非常搞笑，是为了“对发热门诊进行升级改造”。
疫情当前，你能指望这样的私立医院？不拖后腿都不错了。比如，在防疫物资紧缺的时刻，武汉仁爱医院，一家整容与不孕不育的莆田系民营医院，竟然从红会领到了1.8万只KN95口罩，而冲在最前线的协和竟然一度连医护人员都无法保障。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
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去当英雄，但在大灾大难面前，这个社会是一定需要有勇气的人坚守岗位、承担责任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对在这次疫情中冲在一线、无论生死的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因为国难当头，我们的医护人员不逃、不躲、不惧，他们是请战、是请愿，是自己克服困难也要坚守一线，是夫妻、父子、兄弟同上阵，是爱人在抗疫一线感染去世了，自己还要擦干眼泪继续奋战在重症ICU。
这样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公立医院，还有很多都是党员。
包括那个被无数人做了无数解读的李文亮医生，他胸口最显眼的地方戴着的，是党徽。
我说实话，平时里，我并没有觉得党员，这些公家单位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能指的上的，能站出来的，还是得靠他们。
他们有时候就像大家族里的长子一样，身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但真正到了决定家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个家里都会指望他们。
因为，责无旁贷。
就像这次疫情里，很多央企下属子公司，自己找原材料，改造车间，立马就生产起了疫情防控需要的口罩、防护服等等。
国家的企业，国家的单位，在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永远都是不讲条件，不打折扣。
当年搞“三线建设”，一大批工程师的青春全留在了那些远离大城市的荒山野地里。直到今天，许多承担基础建设、大众服务之类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奋战在艰苦一线。每到国家逢难，汶川、玉树……总有他们冲锋在前，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企业、是国家的单位。
当年南方冰冻灾害的时候，电力职工为了保障电力畅通，牺牲了不少人；同一年的汶川地震，私有电力企业的老板全部拖家带口地出逃，没有一个想到要不要先去抢修电路，为灾区人民恢复供电。最后还是国家电网从外地专门抽调人手，连夜赶进汶川进去抢修。这件事给国家电网的董事长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直到2015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在愤愤不平地念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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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激愤之下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在中国，有些东西是不能私有化的。
私立医院的价值导向，永远是挣钱。
你在私立医院里多花钱，确实能得到比公立医院更好的服务。
但如果你没钱了呢？
大量追逐利益化的私立医院，还可能会对公立医院的医生形成逆向淘汰。多数公立医院的医生挣得少、承担的压力重、还需要面对难以预料风险的“医闹”，时间长了，还有多少人能坚持下去？
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私立医院现在明明比公立医院多两倍，为什么私立医院医闹的新闻那么少？
因为闹不起。你可以对着国家的、政府的医疗机构撒泼耍赖，因为你知道，国家不会不管。
就像家里的熊孩子敢对自己的爸妈大呼小叫，各种耍横，因为知道爸妈是永远爱他的。
闹得再厉害，父母也只有恨得牙痒痒：亲生的、亲生的，不能使劲打。
你去对着其他人撒泼耍赖试试？
私立医院可不会宠着你、惯着你，你有钱时你是顾客上帝，你没钱时就只剩滚开别占地了。
像和睦家这种挂号费都能上千的私立医院，有多少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
公立医院不仅要承担非常重的社会责任，承担非常时期“驰援一线”的重大任务，还要承担社会情绪发泄时的批评指责。
而现在，按照“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等意见，居然还要给私立医院的发展让路，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想起8年前的一件事。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第一条建议就是——中国需要进一步重组国有企业部门，破除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和寡头垄断企业。
报告发布的当天，学者杜建国对该报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提出这是美国要用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国的经济，中国绝不能重复俄罗斯的老路。
杜建国的话可谓振聋发聩，但很多人估计连所谓“俄罗斯的老路”都没搞清楚。
今天，我就再客串一下历史老师，用最快速的方式给大家回顾下从苏联解体到俄罗斯衰落，最惨痛的一个教训。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联政府一直在研究和协商怎么制定改革方案，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激进的方案，即“500天计划”，也被称为“休克疗法”。
这是一种西医术语，大家不太好理解。我从我国浩瀚的中医理论、民间俗语里找出了一个含义大致相同的术语，用在此处非常贴切。
那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
这个治疗方案的核心就是要在500天内，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但还没等到执行，苏联就解体了，而后的俄罗斯选择了继续执行这个方案。
方案的核心就是一句话：俄罗斯唯一能走的只有市场化这一条道路，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水火不容，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私有化。
负责研究和实施这个计划的盖达尔，向叶利钦发誓：只要实行私有化，两年以后国家各个方面都会变好。
结果就是，不到500天时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509%。
发誓？狗屁都不是。
随后，“休克疗法”彻底变成了一场私有化的狂欢。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当时仅卖了372万美元。
500家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北京有一套房子，放到当时的俄罗斯，你就可以至少拥有500家俄罗斯国企。
注意，这里的拥有是购买，不是承包。
后世把这场私有化称为“世纪大拍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疯狂的私有化。
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
私有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到了1998年，俄罗斯20%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这其中又大部分集中在200~300个家族中。
俄罗斯当年狂飙突进私有化的后果，至今都还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而苏联解体后，其他效仿西方搞全盘私有化的前苏联国家，下场也非常惨。
曾经能造出航母，造出航空发动机，造出巡洋舰的乌克兰，现在什么都造不出来，穷得只能卖家当。
那些当年他们的祖辈们花了无数心血，甚至以生命的代价才拥有的技术和产业，就这样被卖了。
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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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放弃什么是容易的，就像当年的“东三省”，蒋介石几封电报、张学良一己私利，说不要就不要了。
而坚守是很难的，就像1952年的抗美援朝阵地上，面对装备更先进，火力更猛的美军，我们的志愿军坚守上甘岭就是寸步不让，连山头都被炮弹削平了2米。
殷鉴不远啊，俄罗斯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能再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我们可以支持民营经济，可以鼓励民间资本，但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国家脊梁的行业，绝对不能无脑市场化！
看病不能成为买卖，医院和医务人员必须姓公！
就像有网友说的：
如果医疗都私有化了，疫情来了医护人员跑了，因为这就是个工作，为什么要送命呢，大不了辞职；如果基础设施都私有化了，你就没法征用场地建方舱医院了，因为那是人家的私产，风能进雨能进就是国王不能进；如果土地都私有化了，还能建雷神山、火神山吗？不可能建了，因为那地是私人所有的，你不能占用，就算能占，也要谈合同呀，十天？合同还没谈完。
在这次蔓延全国的疫情中，无数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生死就在一线间。仅武汉就有上千例感染的医护人员，占全国确诊医护人员的60%以上。
我相信医护人员都是见惯生死的，但在很多采访中，武汉医护人员面对镜头都掉下了眼泪。病人和战友的接连倒下，他们心理上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越是危险越向前，这是追逐利益的私立医院所无法做到的。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首位上海援鄂医生钟鸣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
“疫情过了之后，您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我想去平常地上一天班，我想平常地过一个周末，然后重新体味一下过去每一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么重要的这么珍惜的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可贵。
“我下次还要回来，我要脱掉口罩，自由地呼吸着武汉新鲜的空气，这是我的想法。”
这个医生所在的医院，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公立三级甲等医院。
钟鸣，是一名党员。
2008年，因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钟鸣获得“复旦大学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
他是这次疫情最早的逆行人。但不是第一次做逆行人。
他是千千万万个逆行人中的一个普通代表。
人生意义何在乎?
为人民服务。
向钟医生致敬！
向每一位护佑生命的医者致敬！
——
这篇文章，我既为了在这次疫情中，千千万万个逆行的医护人员所写；同样，也为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所写。
我不希望有一天，追逐利益成为医疗产业的唯一目的；我更不希望看到，今天这些逆行人们的牺牲和奉献被辜负。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泽东
我是栩先生，喜欢用深度思考剖析个人成长话题。知乎点赞收藏数超130万，我希望通过我的文章，能帮助你更好地解决个人成长的一些真痛点、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