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甘肃省某医院的十几位女性医护人员在驰援湖北前，集体剪了光头的新闻引起了巨大争议。
许多人在看过这则报道之后，最直接的疑问是，为什么一定要给她们剃光头，以及她们是自愿的吗？
争议声中，这条微博已经被删掉
根据后续的新闻来看，这些女性医护都是自愿剪去长发，并且也有必须剪去长发的理由，“为了防止感染”，“为了方便清洗”。
这些回答，似乎足以解释大家此前的诸多质疑。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其他的角度去思考这条新闻：为什么这支医疗队会选择在有媒体报道的出征仪式上去剪掉女性医护们的头发？
不难看出，医疗队也好，媒体也罢，他们都认为剪掉女性医护头发是一件值得公开报道且能够引起关注的事情。
事实果真也如他们所料想的那样。
只是事与愿违在，最初报道中将女性剪掉长发等同于一种牺牲并进行赞美的初衷，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演变为对“牺牲‘以及”赞美牺牲“的质疑。
新闻报道中被剪掉头发的女性医护人员
然而不论在哪一种语境中，这些女性医护人员剪去长发的行为都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牺牲”（不管她们是否自愿）。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在这次新闻的风波之后，女性形象与头发之间的连接不是在减少，而是再次被强调。
甚至可以说，在无数女性医护人员正在疫情一线努力拯救生命的当下，最能引起主流话语关注仍然不是她们在做什么，而是她们作为女性的性别符码——她们的外形，她们的头发，她们的恋爱、婚姻，她们的家庭生活……
如果你已经对类似的新闻视若寻常，那不妨把主人公换成男性。
现实是，没有什么新闻会去关注男性医护人员的外形、头发，也没人记者去问一个已婚已育的男性医护人员，“你来一线的话，你的孩子谁来照顾？”
就像，比起“剩男”来，“剩女”才是更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群体一样。
最近，又一部讲述中国剩女故事的作品进入了大家的视线，有很多公号都在聊这个片子。
这部电影就是两位以色列女性导演希拉·梅达利亚和Shosh Shlam拍摄的的纪录片《剩女》。
《剩女》已经不是这两位女性导演第一次关注中国的社会议题。
2014年，她们合作的另一部纪录片《网瘾》，记录的就是一群青少年在“网瘾”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过程。片中，那些青少年的迷惘与反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代人的迷惘与反叛。
《网瘾》剧照
而《剩女》则将镜头对准了当下社会里的另一个少数派群体，那些中文语境中的大龄未婚单身女性。
纵然个体差异巨大，生活经历千差万别，这些女性却被通称为“剩女”，原因也很简单：她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像同龄的大部分女性那样进入婚姻生活，成为妻子、母亲。
像许多其他标签式的称谓一样，不管这些女性是否认可这以称谓，也不管她们自身是否想要结婚，她们都被归为剩女。
似乎，在女性已经全面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的当下，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对于女性最关心的还是，她们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
这点，也正是纪录片《剩女》试图展示给大家的。
按照剩女的定义，影片的三位主角邱华梅（音）、徐敏（音）和盖琪（音）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剩女”。
邱华梅
徐敏
盖琪
《剩女》前后历时四年完成，对于三位主人公生活的跟踪记录则主要集中于2015到2017年之间。
影片开拍时，做律师的邱华梅（34岁）、在广播电台做主持人的徐敏（26岁）以及在大学教书的盖琪都是单身状态。
尽管她们都是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但起初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她们因为各自的成就所收获的快乐，而是剩女身份带给她们的困扰以及她们为了摆脱这个身份所进行的努力。
片中的第一个场景，是邱华梅去到婚介公司去寻求帮助，希望通过婚介认识异性。
当婚介公司的工作人员问她的择偶标准是什么，邱华梅给出了她的要求：他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他要尊重女性，比如能够承担一些家务劳动。
但对于邱华梅的这两个要求，工作人员并没有直接回应，她选择从她的角度，去定义邱华梅在“婚姻市场”上的条件。
“你不是美女。”
“你的年龄真的很大了。”
邱华梅觉得自己的年龄没问题的反驳则换来了工作人员的另一番言论。
“如果你现在恋爱，最起码要一年。再怀孕就35岁了，到36岁生孩子已经算是高龄产妇了。”
当邱华梅表示自己可能会选择不生育时，工作人员难以置信地反问，“你会有这种想法吗……你是有要男方接受你不生育的想法吗？”
在邱华梅再次重申，她希望男方能够尊重她的想法，工作人员则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诉她，“（选择婚姻）就不能选择不生孩子。”以及“你的性格还是稍微有一点硬，要柔一点。”
听过这段对话，就不难明白，“婚姻市场”看重的女性特质中有美貌，有年轻，有温柔顺从，而生育意愿则是不容讨论的必备选项。
至于她们自身的想法是什么，她们对于自己有怎样的定位，到了“婚姻市场”上都成了“自欺欺人”。
在这个时刻，被赋予了诸多神圣意义的婚姻似乎已经完全被矮化为一种与精神、情感追求无关的商业活动。
而像邱华梅这样长相、年龄的女性，似乎也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被点评、被挑选甚至是被羞辱。
另一边，还不到三十岁的徐敏，也在尝试通过大型相亲活动去认识新的人。
在综艺节目《非诚勿扰》最红的那几年，模仿这档节目形式搞起来的线下相亲活动也是遍地开花。
徐敏参加的就是这种形式的相亲。
她在活动上顺利地认识了一位同龄男性，然后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
徐敏的父母一边让她不要着急，另一边也叮嘱她有合适的就不要耽误，“你要是再晚结婚，我们自己岁数也大了，还怎么给你带孩子。”
中国人的婚姻，似乎很难简化成两个人之间的结合，更常见的还是两个家庭之间的联合。
即便是已经看透了这一点，另一位女性盖琪也无法跳出这样的窠臼。
来自书香门第的她在考虑要不要跟不算门当户对、年龄比他小的男友去组建家庭。她不仅要突破世俗的偏见，也要突破自己的固有想法。
她最初觉得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的男友，“并不稳妥”，但后来，她想，两个人的关系与婚姻状况跟双方的年龄并不是直接相关的。
幸运的是，她的男友跟她也是同样的观点。
然而，即便是盖琪和男友已经结婚，她的女性朋友在和她谈论择偶的标准时，仍然会说，“如果是我的的话，我还是会找比我年长的。我喜欢男生比较有经验，能够主导。”
虽然当代女性已经全面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或者说男强女弱的婚姻模式烙印依然存在。
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样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唯一正统的生活模式，如今也仍然一如既往地深入人心。
正因为这种观念的差异，让回到山东农村老家的邱华梅与家人爆发了一次严重的争吵。
就像上文提到的，邱华梅尝试通过婚介公司去认识异性，走入婚姻，而她这么做的出发点则是不让父母、家人再为她担心。
回到老家后，父母和家人又继续开始催婚。而邱华梅也说出她的真实想法：谈恋爱可以，不想结婚，还是单身好。
但在家人看来，还没有结婚甚至不想结婚的邱华梅是“不正常”的。
他们担心邱华梅未来的生活，担心她生病时无人照料，在意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闲言碎语。而结婚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的选择， “不结婚再幸福也不叫幸福。”
就是这样一句话，终于让邱华梅崩溃了。
“ 我不让你们幸福的，对不对？如果我要像你们这样有我这样一个孩子，我情愿不要孩子！”
即便如此，邱华梅在回到她工作和生活的北京之后，还是努力通过婚介公司甚至去公园看征婚广告的方式去寻找结婚对象。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她问与她同样来自山东的相亲对象，未来想要什么样的婚姻家庭模式。然后，男生的答案不出所料的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占主导地位……我不希望女生比我强太多。”
当邱华梅告诉为儿子征婚的老阿姨她是律师时，那位老阿姨的态度直接是排斥的，“律师多厉害啊……我受不了……我害怕。”
但是除了没有找到愿意让她结婚的人， 邱华梅的生活跟其他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
她独居，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坚持运动，偶尔也会去酒吧喝上一杯。有都市人生活的精彩，也有都市人生活的落寞，就像其他千千万万的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一样。
她很明确自己现阶段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她似乎已经不在意剩女这样的称谓，也在努力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但“剩女”身份依然如阴影般笼罩在她的生活之上，以至于让她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
面对心理医生，邱华梅说，她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剩女”这样的标签，但这种胜利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胜利，还是觉得很害怕。就像在大海里，要溺水了，随时就要掉下去淹死。”
为了维持生活表面的平静，她觉得自己要不停地战斗，还要奔跑，”一边战斗，一边撤退。“
“好端端的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不结婚的问题，过着一种战斗的生活，一种逃亡的生活。”
但，我们都知道，邱华梅的不安与恐惧并不是因为她不想结婚，而是因为主流社会与文化不认可她的不想结婚，她的家人也不支持她的不想结婚。
之前，《十三邀》有一期许知远采访人类学家项飙。对话的过程中，项飙提出了一个观点：房地产产业是剩女话语的最大赢家。
在他看来，”对不结婚的剩女的高度的恐惧”，逼着大家不得结婚。结婚后最大的事情，就是买房子。而房地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赢家。
而这套话语之下最大的输家，首先当然是女性，但“在精神意义上，所有的人都是输家。”
因为这套话语的产生也就意味着，“所有人对生活的理解就变得非常的单一化，所有人在这个话语面前都变得非常脆弱了。”
剩女群体出现的原因，并不是像某些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这些剩女们的择偶要求太高了。
就算只从经济层面考虑的话，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她们当然会认真考虑进入婚姻是否能够让她们的生活在物质层面上更好，更抗风险。如果不能，那就干脆不要结婚。
而另一方面，就像邱华梅在相亲时遇到的那位来自山东的男士一样，许多人特别是男性，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
他们认为女性负责家务劳动或者女性生孩子都还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事情，也无法接受女性的“强势”。
这类不容商榷的要求对那些不愿只在家庭内部发光发热，渴望去实现自我价值的当代女性来说，无异于一种枷锁。
只要她们还有其他选择，没有人会主动戴上这样的枷锁。
所以，尽管对于剩女的恐惧甚至说是羞辱依然还在，但根据统计数据来看，国内的结婚率在逐渐下降，人们的初婚年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逐渐增长。
2018年，全国的结婚率是7.2‰，创下了近十年来新低。2019年，全国结婚登记的夫妇共有947.1万对，这也是结婚登记夫妻对数首次跌到1000万对以下。
以上海为例，2018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30.65岁，相比2010年推迟了1.82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8.81岁，相比2010年推迟了2.3岁。
毫不客气的说，这些数据，就是人们扎扎实实地用脚投票。
再回到《剩女》中来看，”一边战斗一边逃亡”的邱华梅最终去了法国留学，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根据她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她现在已经在德国定居工作。
邱华梅在社交上表示：“我已经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搬到了德国。这部电影拍摄于2015年到2017年。很高兴这部电影有触动到大家。”
在她临出发前，她的父母和家人没有再跟她提起结婚的事情。他们更关心她去法国念书钱够不够花，担心她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这时，再去看邱华梅家人此前对她不结婚的责备，也有了新的理解。或许在他们的观念中，一个女性不结婚的生活就像是她在异国他乡没有钱花一样艰难。
正是因为理解他们的初衷，邱华梅才会在朋友面前，一直维护家人，不接受其他人对他们催婚行为的批评。
邱华梅的父亲在她去法国留学前告诉她，“你真的给我争光了。”
与邱华梅一样，影片也记录了徐敏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不一样的是，她接受心理治疗的原因，是因为母亲过多干涉她的感情生活。
而盖琪在经历了结婚生子之后，也在新的城市，开始了新的工作。在某次沙龙活动上，她给大家放了电影《嘉年华》，在之后的交流中，她谈到了自己的婚姻生活。
听众中的女生提出了一个听上去有些尖锐的问题，“你的言语之中为什么透露出婚姻是一种成功的结局？”
盖琪在认真思索了之后，回答说，“我只能说，阶段性地来看，我现在很快乐。”
严格说起来，《剩女》中的三位女性都不是坚定的不婚者，这部影片对于婚姻的态度也完全不是否定——毕竟结婚首先是一种法律行为，人有结婚或者不结婚的自由。
与其说许多剩女们是不想结婚，不如说她们是不想进入那种不平等、甚至是让她们没有自我的婚姻家庭关系。
遗憾的是，现实当中很多人对于婚姻家庭的理解仍旧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目前看来，剩女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显然不可能通过让所有剩女进入婚姻而解决。
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平静接受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
再进一步说，我们的社会或许不该再将剩女的存在视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是否进入婚姻终究还是个人的选择。
在《剩女》中，我们看到的是三位女性，力图跳出单一化的生活模式，活出各自的人生。她们为此在不断努力、反抗、挣扎。
这些努力、反抗、挣扎，有实实在在的做事，有苦口婆心的沟通，更有一遍遍重复的自我表达。
单单只靠一部《剩女》，或许很难去改变什么。它是一部纪录片，它记录了三个剩女在一段时间内的生活，但它无法给我们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办法。
同时，它的意义也就在于对于个体生活真实的呈现与表达。
而”剩女“之类的标签式称谓，永远都无法说清一个个体生活的复杂与生动。相反，这样标签化的词汇，可能是在毁坏这样的复杂与生动。我们的社会本应包容更多复杂与生动的选择。
期待未来看到剩女这一概念消失的那天。相信，那个时候的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可以有更自由、多元的选择，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而为了那天到来之前，我们除了反抗、挣扎甚至是战斗，也没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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