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殳当前，众生百态。
2月19日，《长江日报》以《病危时颤巍巍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为题，报道了重症患者肖贤友临终写下遗言捐献遗体的事迹。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纸上前半部分写着“我的遗体捐国家”，后半部分写着“我老婆呢？”。
《长江日报》全文2033个字，只字未提后面“我老婆呢？”，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这四个字和一个问号。
前面七个字与后面四个字加起来，才是老肖的完整遗言，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
有些人盯着的重点只有“遗体”，这让我不由想起了一种臭名昭著的食腐动物——秃鹫。
1993年，《纽约时报》刊登了凯文·卡特的一幅照片。一个瘦骨嶙峋的苏丹小女孩趴在地上快要饿死了，后面不远处一只硕大的秃鹫，贪婪地盯着小女孩，等待她死去，成为它口中的“美餐”。
秃鹫是一种食腐动物，对腐尸气味特别敏感，早早飞到濒死动物的身边。即将成为它食物的动物，哪怕还有一口气，它也不会下口，静静地等它死去。
假如人在临死之时，见到一群秃鹫围了上来，准备将你的遗体分而食之，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大恐怖？
凯文·卡特的这幅《饥饿的苏丹》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大奖，他却也因巨大的人性争议痛苦不堪，最终选择了自杀。
其实，这就是文明与蒙昧的差距，有些人受不了自责离开这个世界，而有些人人血馒头吃得津津有味。
比如这篇《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的文章，作者会因此而泪奔吗？写出这样一篇“优秀”的文章，他可能只会因之沾沾自喜。
宣传典型没有错，错就错在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习惯以非人性的角度去叙述，笔下的人物无不缺失最根本的人性，读来总令人厌恶无比。
在他们眼中，只有“无私奉献之大爱”值得褒扬，“惦念家庭之小爱”非但感动不了他们，还让他们羞于启齿。
他们眼中的群体，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永远不会等同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这种心理，催生出极度扭曲的行为——嘴上“武汉加油”喊得比谁都响，一旦身边有了武汉人，恨不得立即喊打喊杀。
老肖的“我老婆呢？”四个字，其中包含了对妻子深沉的爱和眷恋，这才是让我等小民为之泪奔的根本原因。
异地而处，每一个卑微如他的小人物，临终的最后一个念头，绝不是什么无私奉献的大爱，而是“我走以后，她该怎么活”。
某媒体掐去这四个字，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他们对逝者及其妻子极为不尊重。
每每试图以冷漠的手段，发掘出让人感动的情怀，只是一种南辕北辙的虚妄，徒劳无功又不切实际。
当下这场大考中，某些媒体丑态迭出，屡屡惹人厌烦，离及格线越来越远。
先是针对日本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搞出蹩脚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又声称要给市长暖暖心，却不知为何至今仍欠李医生一个道歉？
懂得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下至掏粪工上至**，将是我们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要学会走的路，也应是每家媒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位作者，如果有一天，你的死也被当成宣扬症能量的道具，你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且来一杯酒，听我楚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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