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近年来欧洲不断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同时人们对欧洲穆斯林化的担忧也在日益加剧，频繁的恐怖袭击是否与伊斯兰教的某些运动，例如极端保守正统的萨拉菲运动有关？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在《观点》周刊2020年1月初发表的访谈中，法国巴黎新索邦大学教授、阿拉伯和东方研究中心主任贝尔纳·鲁吉耶（Bernard Rougier）谈到了萨拉菲派在法国迅速蔓延的原因，提出萨拉菲主义者在法国郊区已经建立起若干“伊斯兰主义生态系统”，并且已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土”，不仅引起法国年轻人对极端行为的模仿，还持续影响着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本期副推是《观点》周刊同期刊登的法国政治学家、伊斯兰研究专家奥利维耶·鲁瓦（Olivier Roy）的反对意见。与贝尔纳·鲁吉耶相仿，奥利维耶·鲁瓦也认为萨拉菲派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但他并不认为恐怖袭击是萨拉菲派的发展所致，而是认为这是极端分子打着伊斯兰教激进派旗号的所作所为。另外他还指出，不能忽视宗教信仰本身具有的彻底性，但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将所有宗教都视为极端化的思想。
受访者贝尔纳·鲁吉耶（Bernard Rougier），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学）教授，阿拉伯和东方研究中心主任。新近出版书作《被伊斯兰主义征服的国土》（Les territoires conquis de l’islamisme）（法国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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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报：您评价说自己的书（《被伊斯兰主义征服的国土》——译者注）是“一段实现控制的历史”。具体是哪一段呢？
贝尔纳·鲁吉耶：这本书一开始讲述了伊斯兰主义者对伊斯兰教的掌控。一种现象已在中东和西北非地区展开，法国也未能逃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穆斯林世界发生了一场无声的革命，萨拉菲版本的伊斯兰教最终胜过了对宗教信息进行的多元变通的阐释，并在随后传到了地中海北岸。因此，在法国一方面有着建造清真寺和要求承认伊斯兰教为宗教的正当诉求，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者则通过 将法国各大城市的“城郊聚集区”转变为活跃分子的飞地来实现这一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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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萨拉菲派“无声的革命”？
现代国家的兴起与宗教人士官僚化宣告了“经典伊斯兰教”独立地位的终结。曾经自主的宗教人士被国家机关吸纳，依附在政治权力左右。过去，宗教裁决者作出的解释植根于当地传统，不具有普遍意义。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不被视作人为制定的法律，而是“通往善的道路”。但这种个人的、情感的伊斯兰教被一种抽象的、规范的与全球化的伊斯兰教所替代。此外，伊斯兰瓦哈比派（信徒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译者注）的威望和石油资源也极大地增强了这后一种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最后是一项被遗忘的因素：阿尔及利亚近些年历史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末阿尔及利亚结束内战的过程中，沙特阿拉伯的宗教人士在政府军与民间武装间担任了调节者的角色。他们让反叛团体放下武器以换取在阿尔及利亚社会与宗教空间中的位置。阿尔及利亚的权力机构由此成为了这种萨拉菲–瓦哈比伊斯兰教的中继站。法国的研究完全忽视了这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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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法国的关联在于？
比如说，当时在巴黎郊区的阿让特伊出现了沙特的伊斯兰学者（乌理玛）。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萨拉菲主义在法国的清真寺甚至更广阔的郊区悄悄定居下来并传授其教义。举个例子：“愿主福安之”这句在穆罕默德名后念诵的穆斯林颂词如今已变得普遍，但二十年前几乎没有人会说！这在家庭中造成了断裂：父母辈或许遵守伊斯兰教规，但不具有规范的宗教观念。萨拉菲主义在引入规范的同时也划定了纯洁与不纯、合法与非法的范畴。突然间，宗教被化约为一套法规。当一名穆斯林青年自问伊斯兰教是什么的时候——这一问题在每次袭击后都会重现——伊斯兰图书室里可以找到的文献都是明显萨拉菲化了的。他能找到的文献都在述说惩处与真主的责罚。问题在于，这种形式的伊斯兰主义在穆斯林社群与欧洲被指定成了伊斯兰教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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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研究人员难道没有发现宗教体系的这一转向吗？
研究者们不愿关注此事，以免给极右翼的政治宣传留下口实。这算盘打得很糟糕，因为最后袭击与极右翼都会出现，而给这二者推波助澜的还是同样的现象！左翼曾认为各种宗教形式都会消亡，但现实恰恰相反。还有一项重要的因素：伊斯兰国家的当权者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都不希望有着穆斯林背景的人融入欧洲。1989年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事件的症结即在于此。重新读一读他的《撒旦诗篇》吧。两名主人公来自穆斯林文化，但都是无神论者。与我们认为的相反，造成问题的并非渎圣诗句的暗示，而在于表明穆斯林文化内的人脱离其宗教的可能性。事件的结果是英国布拉德福德的伊斯兰主义者群体烧毁了拉什迪的作品，霍梅尼（Khomeyni）在伊朗发布了追杀拉什迪的伊斯兰教令（法特瓦）。从此以后，认为在欧洲可以存在一个不受束缚、认同自由并能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的阿拉伯中产阶级的观点就被伊斯兰主义者与伊斯兰国家当局视作是一种威胁。不应忘记，在1989年于法国北部克雷伊发生的首起穆斯林头巾争议期间，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Hassan II）在接受记者安妮·辛克莱（Anne Sinclair）采访时声称摩洛哥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法国人！西方社会的伊斯兰化受到穆斯林国家政府当局的鼓励，这是事实。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埃尔多安（Erdogan）是如何借助在欧洲的土耳其移民来加强其影响力的。土耳其当局在利用反伊斯兰教话语来动摇欧洲的，尤其是法国的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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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详尽阐述了法国郊区“伊斯兰主义生态系统”的概念。
应当将历史与地理的影响考虑进来。若干“伊斯兰国土”已经在法国建立，清真寺、宗教学校、市场、体育馆、清真商店和伊斯兰书店彼此照应。历史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伊斯兰武装组织（GIA）的不少成员以伊斯兰拯救阵线（FIS）成员的名义来到了法国，当时人们还以为他们是被政府剥夺了选举胜利结果的民主人士！在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圣战的人来到法国后［如图卢兹的穆斯林教士（谢赫）奥利维耶·科雷尔（Olivier Corel）］，这种战争记忆也就传给了其他个体。英雄经历的传授发生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在清真寺里，在伊斯兰学校中，在监狱里也一样……武装圣战的斗争被讲述给他人，魅惑他们并蔓延开来，最后引发模仿。
奥利维耶·科雷尔，绰号“白酋长”，萨拉菲主义代表人物，被视为法国恐怖分子的精神领袖。由于博学多才，不少对宗教或身份认同有疑问，或者有地缘政治学问题的年轻人都会找他求教。图为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法新社的报道“起底‘白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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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有四种力量主导着这些伊斯兰主义生态系统：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传道会、萨拉菲主义者与圣战者（四种派别介绍见文末——译者注）。
伊斯兰传道会1927年于印度成立，该运动宣扬从形式上模仿先知穆罕默德。这一教派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信仰与践行”（Foi et pratique）组织传入法国。伊斯兰传道会认为劳工移民在与西方社会接触的过程中会丢失自身身份，因此有必要让这些移民重归伊斯兰教，特别是要让他们学习模仿先知并尊重伊斯兰规范。这一运动传道的规模十分可观。伊斯兰传道会成员在大街上布道，让路人相信自己不是合格的穆斯林且应当重返清真寺。大学研究对这一运动的文献记载极为稀少。而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一旦伊斯兰传道会出现了，萨拉菲主义也就会随之而来。许多萨拉菲主义者过去是传道会成员，同样有许多圣战者过去是萨拉菲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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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传道会成员不关心政治，穆兄会则与之相反……
事实上，穆兄会对征服机构政治空间很感兴趣。他们组织名单参与市政选举，成立施压团体以影响审判，建立左翼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捍卫社群利益，同时打算在时机成熟时将施压团体转型为政党。穆兄会自称走“中间主义”路线，介于政教分离与圣战主义这两个同样让他们憎恶的派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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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称萨拉菲主义者为“伊斯兰教的阿米什人（基督新教的分支，以拒绝现代设施、生活简朴得名——译者注）”，也就是说偏安一隅不损害任何人的寂静主义者……
萨拉菲主义者是虔信者，但绝不是什么寂静主义者！他们发展出一套激烈而令人难以想象的符号体系来反对法国社会。伊斯兰萨拉菲主义者在政治层面并不主张转向暴力，但其对宗教文本严格且按字面义的奉行造成了与欧洲社会价值观的决裂。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女性的吧。比如说在2019年，法国尚皮尼的伊斯兰教长（伊玛目）就教导说“服从丈夫的要求是妻子的义务”，这无异于鼓励婚内强奸。他接着还以妻子拒绝丈夫这一点来解释“异教徒”的家庭暴力，说穆斯林女性则自愿屈从丈夫的要求……此外，萨拉菲主义者渗透进了清真寺、大学、伊斯兰文学，而阿米什人却并不影响任何人。萨拉菲主义虽然与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相竞争，却也为他们输送理论弹药。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话稍加改动，可以说萨拉菲主义有着在信徒面前将法国社会“虚无化”的能力，他们将法国社会描述成是摧毁伊斯兰教的事业，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人想要禁止妇女佩戴头巾——这并非事实……而要想将法国社会虚无化，只有在有备选典范可供推崇的情形下才能做到。这一典范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同伴的“穆斯林社会”，成就、暴力与征服的想象故事由此得以复苏。有些人受此想象驱使，被推动着通过身体与宗教服饰去进行模仿，最终走向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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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向了伊斯兰主义的第四派，圣战者。您提出在萨拉菲主义者和圣战者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连续性”……
我们提到的伊斯兰主义社群通过保持这种想象含蓄地导向伊斯兰国家统治者（哈里发）。伊斯兰主义生态系统的成员当然不都是圣战者，但所有圣战者都出自这一给他们提供了世界观的生态系统。Sanabil组织专门为穆斯林囚犯提供帮助，该组织一名前任领导人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他首先找到了伊斯兰传道会。他跟我说：“伊斯兰传道会挺好，但精神层面不很有力。”于是他加入了穆兄会，成为了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的一名忠实追随者。但那里有太多女性了。他接着找到了萨拉菲主义者，对他们实行的男女性别隔离十分满意。问题是推动萨拉菲主义的沙特王室遵循美国人的指令。他终于到了伊斯兰主义的第四派别，既受益于严格的萨拉菲主义与精神层面的强劲有力，又能够憎恶美国。这名男子就这样历经了法国国土上相互竞争但并不彼此为敌的所有倾向。由于伊斯兰主义的这些不同教派在伊斯兰教的权力问题上相竞争，彼此之间不一定达成共识，但它们知道团结起来对付法国社会及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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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外环的共产主义市镇欧贝维利耶（以下简称欧市——译者注）因何成了共产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生态系统”的标志性中继站？
共产党人雅克·拉利特（Jack Ralite）自1983年至2003年长期担任市长一职，他也是首批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并以人种宗教说来收买人心的人。拉利特及其女婿帕斯卡尔·博代（Pascal Beaudet）为宗教运动，尤其是欧市穆斯林组织打开了大门。但当地伊斯兰教的核心人物——伊玛目哈桑·布纳姆沙（Hassan Bounamcha）绝非进步人士。他那突尼斯式饶舌与戏言的背后是一名彻底的萨拉菲–穆兄会保守者，日常所为就是将公立学校说成是被社会性别理论迷住了心窍，将政教分离说成是对抗伊斯兰教的战争机器，而犹太人则在政教分离中得到豁免。为了重新当选，帕斯卡尔·博代借助了伊斯兰主义的网络。居住在欧市的小说家迪迪埃·达埃宁克斯（Didier Daeninckx）解释说，这个超过八万居民的市镇里只有一半的选民登记在册，而投票时又有60%的弃权率，因此只消几百张选票就可以赢得市镇选举。针对社群的收买策略由此至关重要。不过社群领导者之后就会要求在工作岗位、宗教场所等领域获得回报。就这样欧市建造了一座大清真寺。提出要捍卫“社会公正”的“公民联盟”组织也同样建立起来，去年还通过允许女性身着穆斯林泳装“布基尼”进入格勒诺布尔市属游泳池博得了公众知名度。伊斯兰主义有着不停提出更多要求的潜能。一切与其世界构想相冲突的地点——不论是泳池、学校还是健身房——都是应当要求作出修改的战略要地。他们的设想是通过一系列的诉求在法国构造一个“穆斯林团体”。必须阻止自由派无束缚穆斯林的出现。就像在欧市一样，经济危机、去工业化、中产阶级外流、当地非宗教人士的不团结，以及人群在同一地点的集中使得这项对行为举止的控制工作变得容易。左翼有着让这些人融入共和国的历史任务，为赢得选票选择了多元文化的策略。为此就得在哲学上与政治上付出代价，给伊斯兰主义者的保守宗教计划提供便利。在另一边，右翼以保守价值观为名打着同样的算盘。民选代表认为他们收买策略的政治代价非常微小：将游泳池专门安排两小时给穆斯林女性、建造一所清真寺……但他们却看不到对社会联系的长期影响。每当政治人物操纵宗教，宗教力量最终都会反过来干预政治。今天，接替帕斯卡尔·博代担任欧市市长的黛赫薇（Meriem Derkaoui）有着更清晰的共和观念，反对欧市穆斯林组织在大清真寺的工地上搭建预制的建筑。她能够抵抗住压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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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化运动与伊斯兰主义的关联何在？
去殖民理论广泛影响了学术界，但却与“基层”相去甚远。毕竟，那些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巴黎八大，在街区里几乎没有立足点。说到这，我们最近看到去殖民运动者对在芒特拉若利举行的示威十分热心，这场示威由2018年被警方逮捕的高中生的母亲们发起。12月8号，这些母亲（其中大部分戴着头巾）举起了一条横幅，上面有一句用阿拉伯语写的圣训：“天堂在母亲脚下。”这是一个信号，说明这场示威活动的诉求“得到了萨拉菲主义者的批准”……去殖民运动与伊斯兰主义者的目标并不相同，但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削弱国家权威的论据。而去殖民运动者也对萨拉菲主义者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是街区民意的代表。在这之中与斗争的汇合相比更多的是利益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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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看到在去殖民运动者中出现了分化。一边是以乌希亚·布特佳（Houria Bouteldja）的共和国土著党（PIR）为代表的第一代去殖民运动者，他们将同性恋视作是西方社会的不正常现象，而像阿达玛协会（Comité Adama）这样的新一代反种族主义者在捍卫性少数群体的利益……
是的，但反伊斯兰恐惧症的斗争又让大家重新联合起来，就像我们可以在11月10号的反伊斯兰恐惧症游行中看到的那样。我前往了游行现场。我看到了被广泛谈论的“穆斯林星”，但也听到一名反种族主义积极分子塔哈·布哈夫斯（Taha Bouhafs）不停地重复说“我们感谢那些陪伴我们参与此次游行的‘正义者’”……他说“正义者”！这一对犹太大屠杀的暗示十分下流，但却受到了法国反伊斯兰恐惧症联合会（CCIF）的支持，该组织正是梦想着成为法国犹太机构代表理事会（CRIF）的穆斯林版本。与“伊斯兰恐惧症”的斗争主要就包括了恐吓和禁止对伊斯兰主义认识的产生。
2019年11月10号，部分游行民众在反对仇视伊斯兰教游行中佩戴的贴纸让人联想起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被迫戴上的识别标记“犹太星”，将穆斯林与昔日犹太人类比的做法激起了民众的愤慨。游行组织者表示游行出现“走偏”属少数民众行为，与组织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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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主义者对左翼各政党的渗透行动之后，是归属特定社群的竞选名单的兴起。应当对此感到担忧吗？
首先，这一渗透策略仍在进行。在今后的选举中，不屈法国党（LFI）中将会出现伊斯兰主义背景的竞选者。其次，我觉得像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提议的那样禁止归属特定社群的竞选名单难以付诸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前例证明这必然遭遇失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前身在1998年因违反政教分离原则被解散，但这并未能阻止埃尔多安掌权。相反地，我认为像法国反伊斯兰恐惧症联合会创始人、加日莱戈内斯市的竞选者萨米·德巴（Samy Debah）这样的人组织竞选名单主要是为了威胁左翼组织，以让他们丢失选票。左翼对此也心知肚明，不少左翼人士就出现在了反伊斯兰恐惧症的游行中。有一部分左翼对伊斯兰主义者说：“可以，我们把你们加入到我们的竞选名单中，我们与你们作必要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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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经常抨击将“激进化”解释为个人走偏与虚无主义，而非研究宗教思想的专家……
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人们完全夸大了圣战者内部新近改宗者的重要性！要说明这一点，只须看看杜尼娅·布扎尔（Dounia Bouzar）合作导演的蹩脚电影《天堂会等待》就足够了。我们对弗勒里梅罗吉斯监狱中女性圣战者的调查显示，新近改宗圣战主义的人数只占受访者的10%。而这些女性改宗是因为她们与伊斯兰主义生态系统过从甚密。激进化并非一项独立的进程。一名曾与圣战主义接近的法国人向我坦白说，他改宗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接纳进入他在巴黎郊区的社区。有人试图让我们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的虚拟方式进行改宗，存在着“孤狼”式的恐怖分子，但是立足点总归是地方性的。互联网上的伊斯兰主义内容最初是在群体中被讨论。伊斯兰主义是一种社会化的思想，不能以孤立的形式存在。与一切意识形态相仿，它需要讨论、信仰与来自群体的认可。这发生在市场或体育馆中。在一个失业与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伊斯兰主义是社会联系的一种来源。互联网上的伊斯兰主义视频与葛兰西（Gramsci）或马克思（Marx）的文本在20世纪60年代起到的作用相同：它们都被集体地讨论。那些研究激进化的所谓学者无法理解这一点，更何况他们中的大部分连阿拉伯语都不会说。这些“专家”找到了一种巧妙的办法来让人们忘记他们的无知：他们说以阿拉伯语表述的宗教思想无关紧要。这样一来就不必花费一生中的十年去学习阿拉伯语了。此外，像社会学家法哈德·霍斯罗哈瓦尔（Farhad Khosrokhavar）那样肯定地表示政教分离政策过于严苛，则可以在学界展现出一种左翼，甚至是占大多数的极左翼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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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吗？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诞生与瓦哈比主义的出现是同时期的！这是两种始终处于冲突状态的当代思潮：摆脱束缚的模式与臣服顺从的模式。这一冲突未在法国发生，它在穆斯林世界中发生了，一边是知识分子认为宗教规范仅仅在精神领域有效力，另一边是伊斯兰主义者意图支配一切领域，言下之意一种极权。伊斯兰主义是一项霸权事业，如果我们希望阻止它，就必须理解其变化进程。在地中海南岸，知识分子与各政党都努力过，但最终失败了。这场战斗如今转移到了地中海北岸。而知识分子尤其不应输掉这场战斗，相反我们应该赢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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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对此有意识吗？内政部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Christophe Castaner）曾向您咨询过……
风险是政府采取的每项创议都被指责为仇视伊斯兰教，就像针对激进化的微弱迹象的法案遭遇的那样。但在如今的话语中有一些积极现象，即我们从否认转向了承认。政府勇于直面问题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而让我感到害怕的则是可以采取的手段太少。比如说，这项研究的实现得益于我来自那些街区的学生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不可能获得如此多的信息。这是他们的工作。我所做的是将它们组织并呈现出来。政府应该做的，是在国家层面推行一种科学与人道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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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与伊斯兰主义作斗争呢？
首先，有些说法是违背法律的。这本书（《被伊斯兰主义征服的国土》——译者注）呈现了针对妇女、犹太人与遵守政教分离原则的穆斯林的刺耳言辞。无须关闭清真寺，但应让宗教组织的领导人或讲道者担负起他们的责任：“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那我们将关闭清真寺。”其次，应当让这些片区内其他形式的社会联系变得更加容易。萨拉菲主义者或相关团体接过了共产党长期以来构造的社交机制。应该发展人文活动，像是非宗教性的体育团体、电影社团、有个人魅力的教师……这只能在地区层面做到，这需要对社会结构的长期认识。为此，我们有任期四年的省长，但我们还需要更深更及时的认识。我们不能满足于关闭清真寺，而是需要找出危害多样性与共和平等的人物……国家为建筑物花费了大量资金，但也应当在人身上下功夫。最后，应当鼓励替代性的话语，以使这种宗教话语显得过时。以那些成功青年为例——当中一些人当然不会否认自己的穆斯林属性，但还有另一些是无宗教信仰者——说明即便出身穆斯林文化，也有不信仰宗教的权利。自由派的穆斯林不仅应当在颇负盛名的出版社面向已经认同法国价值的民众著书立说，还应该通过讲座、课程与出席等与萨拉菲主义者或穆兄会成员展开在地竞争。只要我们还没能找到自由派力量前往这些片区，我们时不时总会遇到袭击，因为这些伊斯兰主义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会提供导向暴力的道路……
原文附录：伊斯兰主义的四个分支
伊斯兰传道会（Le Tabligh）
该虔信运动于1927年在印度成立，以向未受教育的穷苦大众传播伊斯兰教为使命，在法国的代表组织是“信仰与践行”（Foi et pratique）。伊斯兰传道会初信者组织名为“jawla”的巡回以邀请人们前往清真寺。
萨拉菲主义（Le salafisme）
萨拉菲主义者以“虔诚的祖先”为标杆，试图回归尚未被人为干预所改变的伊斯兰教早期。萨拉菲主义与十八世纪建立的原教旨主义瓦哈比主义有部分重叠之处。
穆斯林兄弟会（Les Frères musulmans）
穆斯林兄弟会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目标是使社会重新伊斯兰化，与英国占领和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作斗争。如今，穆兄会在欧洲的社群游说集团旨在获取对穆斯林身份的认可。
圣战主义（Le djihadisme）
圣战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作为意识形态形成。“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是两个典型代表，前者宣扬在面对外界威胁时捍卫穆斯林世界，后者意欲清除伊斯兰土地上一切不纯洁的元素。
翻译文章：Bernard Rougier : L’islamisme est un projet hégémonique , Le Point HEBDO, 2 janvier 2020.
网络链接：https://journal.lepoint.fr/bernard-rougier-l-islamisme-est-un-projet-hegemonique-2355375
译者介绍：
张禹晗，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